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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两个金州古城。
一个是四维时空里已经存在了多年的大青砖砌的古城。
一个是现在人们心中怀念的想象的不断勾勒而美化的古城。
金州古城作为“辽南第一雄镇”，后来已不单单是冷兵器时代的一个军事城堡和要塞，它承载了许许多多战争以外的东西。历朝历代，无论人们用什么方式走进或者攻占了金州城，进城之后总要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包括日本人，都在这座城池里留下属于自己的建筑标志。
清代，金州城在康熙、乾隆、光绪年间都重修过，每一次修缮，都使它愈加雄伟。
乾隆四十五年(年)那一次是清代规模修缮最大的一次。当时金州城的城守尉巴彦泰，把明代金州城的“亞”字形状改为四角方形城。
年之后，时任盛京将军的耆英奉旨,采办铁料,铸造火炮。于是,金州古城也有了前装滑膛城防炮,今天摆放在金州博物馆门前的两门道光二十一年所铸铁炮即是其一,它们是金州古城的见证，其中一炮身上还铸有盛京将军耆英等12名官员的名字。
城外的护城河是引来北大河的河水，真正意义的“金城汤池”。沿岸种河柳，河上建石桥。
当时的金州城，不输平遥古城的雄壮、不逊丽江古城的繁华。
这些历年修缮和建筑的元素层层叠加，最终成为金州历史与文化的有形积淀。
但是年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那一次，不再是修修补补，而是一场全民性的拆城运动。
年的金州——那时叫金县，是一个什么样子？
三年前苏联红军进入旅大金后，国共两党在金县也有一番较量。金县国民党党员人数一度达到余人，但几个回合下来以后，中共金县县委已经逐渐控制了领导权。
金县县委在年即成立了近万个互助组，参加人员达到三万四千户。这一年，金县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苹果产量达到万斤。在关东公署的农业劳模大会上，金县有9人当选为一等劳动模范。
年还办了一张《金县报》，有县文工团，全县首次举办了群众文艺会演；同时城里相继成立了第二中学、第三中学；成立了百货公司——也是金县首家国营商业企业。
那时，很多人都沉浸在光复之后的兴奋和喜悦中。
因此，人们的头脑发热是正常的。受殖民统治四十余年，太屈辱太压抑了，肯定会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要改天换地、冲破牢笼的思想。
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防护功能显而易见。例如公元年，元军将领纳哈出率一万精兵进攻筑城尚未完工的金州城，金州卫指挥同知韦富率余人就取得了守城胜利。
近代，再坚固的砖彻城墙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了。
甲午战争时乃木希典在虎头山架起大炮，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攻陷了金州。
甲午之战,因为中日双方力量悬殊,城墙毁坏得并不太严重,战后阎福升又设法进行了修葺。而日俄争夺金州城则是一场真正的恶战。
斯捷潘诺夫所著的历史小说《旅顺口》中有一段对金州古城的描写：
他们走到城墙跟前一看，原来这里大不像从远处望来那样威严，那样坚固。城墙上许多地方都裂开了，有的倒塌下来……
这还是在日军进攻前的写照。
日第二军第四师团奉命强攻金州城，选拔了60人的爆破队去炸城。日俄双方的多门炮同时进行激烈对射，最后金州城东门是被炸开的。由此可知，古城被毁到了什么程度。后日军进城，修复城内建筑却没有真正修复古城墙，因为已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所以，解放后，高大而又破败的城墙早已失去往日的威严和光彩,反而成为巨大的视觉障碍和交通阻碍。
明代时修筑的城门，已经显得十分狭窄，常常会造成交通拥堵。
我们看一下复州还仅存的那个东城城门就知道会是什么情况。所以这时候，一种冲决或者要打破的愿望就会变得强烈，时间越久积蓄的势能越大。
这既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于是，拆城运动轰轰烈烈地发生了，成为一个趋势和潮流。
那时怎会想到这些都是将来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呢？
天方夜谭嘛。
老金州人应该记得，即便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县委要开发金石滩搞旅游，还有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认为是瞎折腾的。何况上世纪四十年代时，“旅游”这个词汇还没有诞生呢。
从更大的背景来说，那时中国到处有古城，远的不说，“金复海盖”都有古城墙、古城楼。
金复海盖四卫的古城规模都差不多，包砌的时间也相互接近。
什么东西人人都有就不觉得珍贵，就像现在的村庄。照如此快速的全域城市化进程，很快有一天，我们将也会去寻找村庄甚至复制村庄的。
例如大黑山南坡脚下的松岚村消失了，我个人感觉就十分可惜。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发展规律。在河东都想往河西跑，跑到河西又会发现河东还真是值得怀念。
概莫如此。
年的那个冬天，金县政府一声令下就开始拆城了。
实际从年开始，城内的一些居民就自发开始拆墙取砖了。年拆城的理由，是为了新辟城南至金州火车站之间的道路和居民区，所以最先拆除的是南城门和城墙。
当时动员附近的乡村百姓都来扒城墙，因为那大青砖砌得实在是坚固。百姓从乡下来，还要自带干粮，自带牲口草料。就这样，拆了整整一个冬天也没有拆完。第二年春忙时节，乡村种地需要农具，有的人只好雇车借家什来拆。两年以后，城终于拆得没有形状了，只剩下东北隅的一点残垣断壁。后来，城里的居民垒墙搭窝，这剩下的一点残垣断壁也被一点点蚕食干净了。
有人说，最后一段东城墙，原来是在部队的西墙外，年修建城区主干路金华路时被拆除了。
当年在拆古城城墙时，除了政府号召，很多人是自发去搬砖的，大青砖好啊。我听金州老人讲，曾经有一对兄弟，在城墙根下扒下方的青砖，造成上面突然塌方，被砸身亡。
如今，我们真的连一块大青砖都看不到了。
现在许多金州人一说起古城，就会把拆城这件事算到当时的县领导陈少景和原宪千身上。不错，当时陈少景是县委书记，原宪千是副县长，而县长，是原来金州城里的乡绅曹世科。
曹世科年4月因病辞职，同年9月即病逝。
曹之后原宪千被任命为金县县长，仅仅一个月之后，原宪千又被任命为大连市农业厅厅长。接任他的是耿理原，一年之后，陈少景一人任县委书记兼任县长。
陈少景和原宪千都是老革命，在金县工作期间，他们为金州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原宪千是山西人，在北京大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一二·九运动时同姚依林等人并肩战斗，从金县到大连市工作后，还曾任大连造船厂厂长，建造了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后任大连市副市长，年大连开发区成立的时候，他又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陈少景后来担任中共旅大市委候补书记、旅大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年他被诬为“叛徒”、“特嫌”，身陷囹圄长达1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年因病于大连逝世，终年76岁。
金州的一位老大哥曾经和我说过，有一次他碰到了当年指挥拆城墙的原宪千，虽然坐在一个桌上，但这位老大哥一句话都没和他说。
心情可以理解，但那是一个全民狂热的年代，不是一两个人的责任，换了别人来也会这样干。
例如前面说到的大明“金复海盖”四卫，最后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和结局吗？
金州是年开始拆城，海城是年开始拆城，盖州是60年代拆城。而复州城，则是保留到了70年代后，但还是没有保住，到了年也开始拆城，它在时间上最晚，这也让复州人最为伤心，因为再挺一挺就到发展旅游的好时候了。
再例如，北京古城墙的命运又如何？有几个人能有梁思成的视野和境界？有了那样超前的境界，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支持吗？
所以，年的冬天一声令下，大家就从四面八方过来拆城了。试想，一个刚刚诞生的新政权，立足未稳，领导人可能会要求全县人民去做大家不愿做、不想做的事情呢？
要做的，肯定是大家希望的，肯定是破旧建新的共识。否则也指挥不动。
因此，把责任归咎于个别领导人，还是有失偏颇。
从年到解放初，是古城历史上充满了狂热、希望、朦胧、挣扎的一个时间段。革命的车轮已经轰隆隆地从古城墙上压过去了。今天无论惋惜、激动、怀念，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尽管如此，很多老金州人心里还是会珍藏着古城模样的，在他们心里，金州城是永远也拆不掉的城。
金州铁路有一个叫董文浩的老人，他历时37年，自己绘制出一幅《金州古城》的长卷画图。这幅图上有城墙、石桥、小河、垂柳、百姓、炊烟……他把有关金州古城的记载都串联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线条生动、好似《清明上河图》一般的画卷，活生生地再现了一座繁华热闹的金州古城。
说起来，金州古城一直是辽南的书画之乡，明清以来书画大家辈出。如近现代的李西、金肇平、刘占鳌、于振立、傅治森、王嵬、林钧相等等，那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名单，但是，用画笔为金州古城留下肖像的，大概只有董文浩一人。
关向应纪念馆展出关向应少年时期的一小幅山水画，也是他唯一的一幅画，画面上正是古城墙一角。以关向应那时的经历和认知，我们可以肯定，他画的是金州古城。
除此之外，金州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古城复原模型的沙盘。这是原金州博物馆馆长张本义领着馆员，历时两年时间用手工细细打磨出来的。他说，每天十个小时，干了十个月，终于在沙盘模型上复原了古城面貌。
金州古城的沙盘是准确、完整地按照原来的面貌复原的。
为什么敢这样说呢？
因为它是按照日本人年左右留下的图片资料做的。日军占领金州之后，逐门逐户的登记造册、由摄影记者逐条街道拍下影像，作为档案留存下来，才有了后来金州博物馆复盘的根据。
这个大沙盘是以4米乘5米的方型为主体，按1：的比例，由多处星罗棋布、风格各异的房屋、衙署、庙宇及古城墙组成，几乎就是当年古城原原本本的面目，顶多是有的住户在细节上会有一点差错。
也许，东北往日的历史影像，都在日本保存着。
一个在工笔图画中，一个在沙盘模型上，这是现在的人们通向古城的唯一途径。
几年前我就听说，有开发商要在金州湾畔重建一座金州古城。
为甚么要重建？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只谈文化不谈赚钱的开发商就是耍流氓，而只会赚钱不懂文化的开发商就是土鳖式的土豪。
又会赚钱又会做文化的，金州的老王我只服万达的老王，万科那位都不算。
我知道，如今的金州老人儿，常常会轻轻抚摸一些金州古城城墙、城门的老照片，随之常常还会发出一声叹息——
如果古城还在，那该多好啊！
老街曾有一家“曹氏驴肉包”。走进这家店，墙上精心装置的都是金州古城的老照片——城门、瓮城、北街、关帝庙、魁星阁……每位食客都会禁不住多看两眼。
相见，不如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