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皮肤病医院 http://www.znlvye.com/盐是维系人体机能运作的重要元素，是人类生活的必须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盐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更是关乎国计民生，是影响社会稳定极其重要的因素，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作密切的关系。
从夙沙氏煮海成盐开辟盐文化的先举后，盐便成了人类不可缺失的依附，光泽辉映过唐宋，税赋支撑起元明清，坎坎坷坷，风云跌宕，演绎着千古传奇，咸涩的墨迹书写着虞衡盐事的不绝史诗。在璀璨的华夏文明史上，盐文化是这条悠久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的一脉分支，盐税文化更是盐文化中一支独秀，从四千年前的夙沙煮海为盐开始，盐就划时代地开始了它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一、盐税制度的沿革与演变
二三千年以来，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中国盐政变化繁多，但归纳起来可分为五个时代：
贡税时代据史料记载，食盐在黄帝、虞舜之间，既不征税，亦无法治，盐民自产自卖，任其自然，甚为自由。至夏禹王时，贡盐兴。盐民、盐商均需以盐向国王进贡，称为贡税，此为盐税之始。盐税率轻微，贸易自由，仍无法治。
征税时代周代开始改贡为课，即按产量征税。征税于盐民、盐商。东汉、东晋、宋、齐、梁、陈、南北朝、隋、唐等朝代，均取征税制；明、清至民国均采行引岸、引票制，其实为重征税制。盐税比率逐年增加。
专产专卖时代始于春秋战国。齐桓公用管仲兴渔盐之利，将全国盐产变为官产，此为盐政之始。所谓“禁北海之民，无得聚众煮盐，募民给费，用官器作煮盐”，即为此法。该法沿用至秦，汉又复用此法，后因人民不满而废除。
专卖时代汉朝中叶“废私煮之禁”，但初时仍保持专卖制，以后听任自由贩卖。主要办法是在产盐区设官征税，此为就场征税之始。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因战事连年，军饷开支均依赖盐利，于是恢复专卖。
特许专卖时代宋代修改唐代刘晏盐法，变就场官卖为民制官收商运，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结果盐商互相争利，大商吞小商，运权逐渐为豪门巨富所把持。故索性改为特许专卖制。
数千年来，中国盐税制度，代有变更，或因时而异法，或因地而殊制，复杂纷纭，莫衷一是。大要言之，可分为无税、征税、专卖三种形式。
尧、舜、禹三代以来，时而由无税而征税而专卖，自汉迄隋，又时而由专卖而征税而无税。
北周大定元年（）二月，北周王室外戚杨坚（—）夺取宇文氏政权，登上皇位，建立隋朝，定都长安。开国之初的隋王朝，尚依北周之制，禁止百姓私制食盐，盐业完全由官府垄断。但从开皇三年（）起，隋文帝下诏令官府放开盐禁，任由百姓取卤煮盐，朝廷不征收盐税。“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隋书·食货志》）。隋朝初期，将国家利益与百姓共享，自然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因此也稳固了政权。从表面上看，隋代实行无税的盐业状况，与远古时期的夏、商、周三代之前的无税时期非常相似。但细究下去，却可发现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远古的三代以前时期，地广人稀，官府与百姓共享山泽之利，属于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而隋代开皇三年开始的无税状态，则是因为统治阶级实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时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隋文帝自从开国之后，尤其是在开皇九年（）南下灭陈，实现了全国统一之后，开放盐禁，免除了相关赋税，与民休息，实际上起到了百姓支持拥戴、巩固新建政权的作用。使得隋朝成为“我国盐政史上值得纪念之一大时期”（见曾仰丰《中国盐政史》第一章“盐制”第一节“无税制”）。
唐以后，复由无税而变为征税。起初唐朝沿隋旧制，盐不实行专卖，也不收盐税。然而到了唐肃宗初，第五琦“请于江淮置租庸使，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新唐书·食货志》）。唐代中、后期，任命盐铁使主管盐、铁、茶专卖及征税之职，并成为固定职官。唐肃宗乾元元年（），第五琦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使，其为设盐铁置使之始。第五琦立盐铁法。从此，征税变为专卖，政府收入大增。第五琦推行的是“榷盐法”，全国所产之盐，都由朝廷统销。天宝、至德年间，盐价每斗十钱。第五琦任盐铁使之后，“尽鬻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榷盐法自琦创行，其效果明显。盐价陡涨十一倍，榷盐之利每年收入金额在60万缗（缗，穿铜钱的绳子，每缗文），对当时国家财政极度紧张的状况有了很大的缓解，而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利就达到40万缗，占全国的60%。唐代宗期间（—），刘晏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罢相，但仍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等职。在刘晏任职期间，唐代的食盐专卖在他手中得到整顿。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由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直接专卖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间接专卖制（就场专卖制）。刘晏开始管理盐铁时，每年政府的盐利收入才40万缗，到大历末年已增至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奉皆仰给焉”（引自《新唐书·食货志》）。刘晏改革的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史称，刘晏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理财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经济思想家。
北宋中叶，范祥取法于前朝刘晏，创造了钞盐法。范祥审时度势，对解盐进行妥善措置，因切中时弊，合乎当时的迫切需要，所以钞盐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功。解决了过去官卖与入中时所存在的两大问题（运輦之劳、虚估之损），筹划细致，做法巧妙。经他之手处理后，“榷货务缗钱不复出”。“其后岁入虽盈缩不常”，“量入计出，可助边费十分之八”。改革以前的庆历六年（），全国卖盐岁入仅一百四十七万贯，是年榷贸务所出的缗钱却达四百八十万贯，从数字的对比可以看出范祥钞盐制的成效了。蔡京（—）当权后，行邀宠固恩之法在于给徽宗开钱，其抓住盐利，大变盐法，政令屡更，花样常翻，务求入纳之广，不顾商民之困。崇宁二年（），蔡京实行“换钞法”，以“贴纳”、“对带”和“循环”等方式，不断扩大新旧盐钞兑换比值的差额，以此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政和三年（），蔡京又创行“引法”，其法为用官袋盐包来装盐，一袋为一引，每引四百斤或七百斤不等。编立运引目号簿，商人缴纳盐款和税金之后，可领引到盐场支盐运销。商人如买“短引”，只能在本路内销盐，期限为一个季度；若买“长引”，则可运往他地行销，期限为一年。到期后如盐未销完，即行废引，盐没收归官。蔡京运用各种聚敛手段，获取十倍于北宋前期的东南盐利，造成的后果非常恶劣，商人破产，人民负担由此大大加重，官逼民反，“民力因以扰匮，而盗贼滋焉”（《宋史·食货志·盐法》）。可见，蔡京执政权要为行邀宠固恩之法，名为政权推行改革变法，实行捞钱满足私欲之实。
明初，整顿了元末紊乱不堪的盐政。为巩固边防，解决九边供需问题，于洪武三年（），实行盐政与边政相结合，创行召商纳粮边地偿以食盐的“开中”制度。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权宦势要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史称“占窝”。且愈演愈烈，破坏了开中制度，也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财政收入，盐引壅积，商人困守支，私盐盛行。弘治五年（），叶淇为户部尚书，改开中法为折色纳银法。召商纳银，以卖盐引。叶淇的变法，既利官又便商。开中纳银是封建王朝政府针对盐商报中不前、盐货堆积不售所采取的补救措施，适应了明中后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明后期盐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条件，为清代的官督商收商销即商转卖制的盐业制度奠定了基础。万历四十五年（），为疏销积引，明王朝采纳户郎中盐法道袁世振建议，废开中法，立“纲法”。以纲法行盐，疏通积引，凡纲册有名者，始准运盐，政府向盐商课税，是为专商之始。政府把收盐运销之权都交给盐商，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史称“商专卖制”。从此，专商垄断了盐引和引岸的一切权力。袁世振实施的纲盐法，不仅使国家增加收入，国力增强，而且给扬州盐商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有功德于淮扬”。因此，“盐策起家”的徽商对袁世振尊重有加、感恩不已。
清代循明旧制，各地基本推行晚明的专商世袭卖引法——“纲法”。盐业之利，专擅于商，税率漫无标准，不惟省与省之间，畸轻畸重，即或一省之内或邻省之县，亦复参差不齐，课税名目竟有余种之多。顺治元年（），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盐税总数的62%，顺治十年（）占56.3%。到了康熙十八年（），两淮盐税征收额比顺治十年增加了万两，比顺治十四年（）增加88.9万两，比顺治十五年（）增加89.3万两。康熙中叶开始，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食盐市场容量扩大。各地加斤加课所征之银有先后几次的减免。在恤商恤灶的政策下，商人们“生意年年俱好，获利甚多”。清代盐政至道光时期，已积弊丛生，面临不改则亡的境地。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兼管两淮盐政后，立即着手“废除纲法，改行票法”。道光十二年先在淮北改行“票法”。实践证明，纲改票后，不仅繁荣了经济，又保障了盐课。自道光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五年（—）的十三年间，按原来纲盐制规定，淮北盐区例行纲盐余万引，应征盐课余万两。然而，陶澍废纲改票的改革后，共行销票盐余万引，征税款达万余两，比规定年征税额多2.6倍。道光三十年（），复将淮南亦改“票法”。从此，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危困局面，转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的兴盛形势。“国朝久治安，两淮足财赋”。陶澍的盐务改革成效显著，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片赞许。此后，曾国藩的纲参于票中，名曰“票法新章”。李鸿章的“循环给运”美其名曰“参纲法于票法之中”等等，似乎是走回头路，盐制虽仍称票法，与纲法已无实质区别。
二、征税机构的设置与嬗变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于广陵（扬州）设置盐官，征收盐税。郡有盐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后汉书·百官志》
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
汉武帝元鼎二年（前），桑弘羊试办均输，在广陵（扬州）等地设置均输官、监卖盐官、司盐校尉、盐监都尉、总监等官员，隶属国家大农令、司盐都尉管理，主要责职是管理盐业生产和运销。
东汉时，光武帝废盐专卖之法，解私煮之禁，自由贩运，则在淮南设监卖盐官，就场征税。在建安元年（）后的一百多年间，对盐业由专卖制改征税制，并于广陵（扬州）设监卖机构，负责监治盐务及销盐事宜。
唐开元年间（—），盐税征收由州、县官兼理，不另设盐官。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江淮转运使裴耀卿“置输场、盐仓，以收淮盐”。在扬州设转运院，专门运销淮南道扬州、楚州等盐场生产的食盐。乾元、宝应年间（—），第五琦、刘晏先后于淮南地区设置海陵监与扬州巡院，收榷亭户盐货。
宋初，于淮南通、泰地区设置海陵监、丰利监，各监都设买纳官，掌出纳诸场盐课。雍熙年间（—）以后，于京师设榷货务，边塞置折博务，受理商人纳粟帛（或银钱）折换盐货。南宋时，于建康（南京）等地设务场，受理商人输钱买淮南盐钞。赵开改变盐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引课之法盖始于此。
南宋朝廷的第一个中央专卖机构设在真州（今扬州仪征）。其名称，先为“提领措置真州茶盐司”，后改称“真州榷货务”。
元代，于扬州设两淮都转运盐司，受理盐商纳钱买引。于各盐场设场司，主管灶户缴纳盐课。至元十四年（），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衙门由海陵（泰州）迁至扬州。大德四年（1），设批验所于真州（仪征），辖盐场29。
明洪武二十五年（），分别在两淮三十个盐场设立盐课司署，负责盐的生产、运销、征税、缉私以及户籍、草荡等的管理。万历四十五年（）九月，户部郎中、以按察使署理两淮盐政，任盐法道的袁世振到扬州，提出了“纲运法”（盐政纲法）。同时在扬州古街东关街西，设立查验场盐的稽合机构批验所。盐商凭引从盐场提盐，运扬入仓，等候稽合，然后始可转运各岸销售。
泰州税碑亭
清顺治二年（）起，于扬州设两淮巡盐御史（或称盐课监察御史、盐政御史）巡视两淮盐课，统辖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各省、州、府、县额定引盐的销售，监督户部所属运司、分司、盐课司及场灶生产运输管理，查缉私盐等。道光十五年（），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次年两次升任两江总督），巡查泰州，在泰州滕坝树起《扬关奉永禁滕包各坝越漏南北货税告示牌》，以震慑不法盐商，警示后世之人，保证盐税等课税准时、足额上缴。同治八年（），淮盐总栈搬迁至仪征十二圩，更名为“两淮盐务扬子总栈”。两淮盐务扬子总栈下设浦委厅、淮盐掣放局、淮盐批验所、查舱局、毛盐局、盐务警察总局等，机构十分庞大。
三、课税征收的对象与方法
历代盐税的征榷以灶户和盐商为对象。以灶户为纳税人的称灶课，其中一部分为官拨卤地草荡的地租，一部分为盐丁承担的徭役；以盐商为纳税人的称商课或引课；实即政府的专卖利益。灶课多纳实物（盐货），商课多纳粮钱。
东汉，一度废除专卖制，改征盐税。“盐税”名称自此始。章帝时(76—88)，民家出盐一斛以为赋，郡有盐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就场征税之法，盖始于此。
唐开元元年（），榷收盐令州县依式收纳，如有落帐欺没，由按察使纠察奏闻。宝应年间，官府征收亭户之盐，加入榷税（专卖利益）后转卖给商人，寓盐税于场价（仓价）之中，商人缴价之后，方得领盐运销。
宋代，商人向官府纳粮（或银）买取盐钞（或钞引），然后支盐运销，钞价（或引价）即为国家盐课收入。在产区，于催煎官之下设总辖、灶头催征盐课。
税务铜印
元代，商人买引于运司，运司所得引价即为国家盐课收入。
明代各场额设总催，负责催征盐课。其时，大丰境各盐场总催情况是：丁溪场50人，小海场10人，草堰场40人，白驹场30人，刘庄场50人。商人行盐，按户部开中则例，至边寨纳粟，或至运司纳银，换取盐引，然后凭引支盐运销。于时粟银即为国课。一年终了，由运司将当年办课结果如目奏报户部。为防亏欠国课，对总催、商人及各级盐务官吏订有处罚办法。《盐法条例》规定：“各运盐司总催名下该管盐课纳完者，方许照名填给通关，若总催买嘱官吏并覆盘委官，指仓指囤，扶同作弊者，俱问发边卫充军。”《盐法律条》规定：“凡民间周岁，额办盐税諸色课程年终不纳齐足者，计不足之数以十分为率，按分杖笞，追课纳官；若运司、盐场及税务等官不用心办课，年终比附上年课额亏兑者，亦以十分论，按分杖笞，所亏课程著落追补还官；若有隐瞒侵欺借用者，并计赃以监守自盗论。”成化四年（）定例，两淮各场每至年终选差有同官查盘盐课，每三年由巡盐御史亲诣各场盘查盐课。
由唐末至明万历年间，淮南灶户纳课皆缴盐货，谓之“本色”。万历四十五年（）以后，改征银两，谓之“仓盐折价”。
清康熙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将灶户应缴代役丁银（人头税—编者注）并入地租征收，固定税额，以荡地面积为征收对象。荡地例分数类，承袭明代旧额者称原额荡地，所征灶课称“折价银”；清代堪升者称沙荡，所征灶课称“沙荡银”；各场明代遗留废置盐仓基地，亦清丈征银，名曰“仓基银”；又有灶户居属场境而离荡窵远，或外来人户流寓盐场，二者不谙煎盐，均依灶户派盐例而征其折价，名曰“水乡银”。此外尚有“续升”、“续拨”、“续复”、“新升”荡地种种名色，一概按亩派盐，按盐起科征银。定例每年由场司刊刻《灶课由单》，申送分司、运司核明后印发每灶户一份。由单上载明某场原额草荡、沙荡及仓基等地若干亩，额办本色盐若干引，应纳折价银若干两，并载明某灶户草荡亩数及应办盐数、折征盐数，以凭征纳。灶户售盐于垣商，即以所获之桶价银钱向场司缴纳完课，由场汇解运司。各场新淤荡地，凡能长草者，例由运司委员随时勘明报部，匀派现煎亭撇领煎，增添灶课原额；其查出灶地升科各官，比照“查出地丁银粮”例议叙奖励。运商行盐，照例先赴运司纳课买引，引课有正项、杂项、外支、带款等名目。如有军国大事，或战争需饷，或工程需费，户部于盐课正额之外另有加引加课，则由运司随时摊入通纲带征。由清初至嘉庆年间（—），盐课缴纳程序渐趋繁琐。道光三十年（），改引票法，各商所有正杂钱粮同时并纳，由运司遴派总办委员设局核收。
咸丰五年税票
咸丰年间（—），通、泰各场商课改行就场征税。继改设卡抽税，继改设局投税。同治以后，于泰州设招商局（后移扬州），商人赴局纳课领引，然后到栈买盐运销。于时商人缴纳引课之外，尚需纳厘金，而厘金重于课；惟课纳于扬（扬州），在办运之先，厘纳于岸（在销岸）。在售盐之后，历年淮南盐课立有奏报核销制度，无论灶课商课，例须年完年额，年清年款。一纲终了，由运司綜计一年实征课银分项报部奏销。盐课例无豁免，如场产实欠灶课缺额，或销区壅滞商课缺额，例由巡盐御史奏准缓征，摊入下纲带征；非奉皇帝“恩诏”，不得蠲免丝毫。为确保国家盐课收入，对灶户、盐商、盐官订有亏课处罚办法。《盐法事例》规定：灶户抗税不完，欠四分以下者板责，五分以上者板责枷号。商人亏欠盐课，欠五分以下者，板责枷号，扣限完课；限尽未完者，将该商革退，所欠课项俱以引窝变抵。欠六至十分者，由官锁禁，严查家产，扣限全完。愈期不完，即将该商杖责发配，所欠课项著落引窝，家产变抵。分司、大使等官催征盐课不力，欠五分以下者停其升转，罚俸降职，责令戴罪督催，完日开复，欠六分以上者革职。盐官被参后，扣限全完亏欠，否则比照县官按“地丁银钱”例处分。分司运判、盐场大使新旧交替，定例比照州县官限两个月交代清楚，由巡盐御史取具册结呈报户部。盐官任内盐课未完者不准离任；御史准其离任者，将御史降二级调用。
四、征收课税的税种与税额
盐税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盐税的征收。盐税中又分商税（专卖利益）和灶课（人头和地租），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税目和税额。总之，盐税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政收入，一般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0%，元代盐税最重，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80%。
“自古煮盐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这是千百年来人民对于两淮盐利的一致评价。雍正《扬州府志·盐法》载：“吴王濞封广陵，煮海为盐，国无赋而用饶，此两淮盐利见于载籍之始。”唐宋以后，盐利之巨，竟居天下赋税之半。《宋史·食货志》云：“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北宋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六百万缗，占唐天下之赋三分之二。南宋绍兴末年（）,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海陵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由明至清，两淮盐业更达到极盛时代。嘉庆《两淮盐法志》载：“天下六运司，惟两淮盐运司为雄，治莅三分司，惟泰州分司为最。商灶渊薮，盐利甲东南之富。”嘉庆《两淮盐法志》序所称：“伏念我国家列圣相承，……而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与农桑等。”
（一）商税（以淮南通、泰盐为例）
宋代，商人行销淮南通、泰盐，实行以引计课，其课目之繁，税率之重，甲于全国。
元代，世祖至元十三年（），依宋旧例办课，每引（斤）其价为中统钞8两。大德四年（1），设关防之法，凡盐商经批验所发卖者，所官收批引牙钱，其不经批验所者，本仓就收之。
明代，商人支取淮南盐1引（斤）,洪武初年（），需纳课银8分；洪武三年（），改于山西大同等仓纳米1—1.3石；永乐年间（—），改于各边寨纳米2.5斗或粟4斗；成化年间（—），改于两淮运司输银4钱；嘉靖六年（），改为8钱。万历年间（—），改定每引斤（称大引），商人给引价银5钱，余课银8钱。明末，因军薪饷急，加斤加引加课，所加浮课相当于正课额七成以上。
清代，顺治元年（），下诏将明末加派杂课名色尽行蠲免，只照万历年间正额按引征课，商人则运淮南通、泰盐。顺治二年（），每引（斤）纳课银0.两。其后陆续加斤加引加课，至嘉庆年间（—），淮南纲岸每引（斤），纳正课银1.两，附正课银0.两；食岸每引（重量同纲盐）征正课银0.两，附正课银0.两；此外还有应征杂款42项，皆按每纲核定银数，纳入通纲带征。道光三十年（），改行票法，商人每引（此时每引改为斤）纲盐纳正课银1.15两、杂课银1.93两、经费银0.两；食盐正课与纲盐同，杂课、经费减半交纳。咸丰年间（—），改行就场征税，商人运盐百斤纳税钱文或交银0.15两；于时行盐经过各处另行加抽盐厘以为军饷。同治年间（—），整顿盐法，定例每盐百斤在扬州纳课银0.15两，计每引（斤）纳课银0.90两；运至销岸售贩得价后，在销岸完纳厘金：湖广每引11.98两，江西9.42两，安徽4.4两，外江食岸4两；内河食岸亦酌收厘钱以济淮扬防费。
以上事实可见不同历史时期的商税之一斑，名目多、税种繁、国家增收，百姓遭难。
（二）灶课（以大丰境各盐场为例）
灶课，是灶民使用的官拨荡地和亭场的地租，同时也有盐丁承担的各种徭役（人头费）在内。
1.明代分盐课和田粮两项征收。
（1）弘治十二年（），大丰境各场纳课情况如下：
白驹场盐课：岁办大引盐引，折小引引，存积引，常股引。田粮，官民田地顷18亩，夏粮税小麦64石1斗7升2合，秋粮税石8斗2合，黄豆47石7斗4升2合。
刘庄场盐课：岁办大引盐引，因临洪等场灶丁逃亡，增盐引。成化十五年（），巡按御史刘魁奏准添盐引，通旧额共大引盐引。田粮，有官民田地顷78亩，夏粮税小麦石4斗4升6合，秋粮税米豆共石2斗2升2合。
丁溪场盐课：岁办大引盐引，折小引盐引，存积引40斤，常股引斤。田粮，有官民田地51顷87亩，夏粮税小麦石1斗8升2合，秋粮税石2斗1升3合，黄豆石。
草堰场盐课：岁办大引盐引，折小引盐引，存积引40斤，常股引斤。田粮，有官民田地13顷29亩，夏税小麦51石3斗8升9合。秋税黄豆78石6斗另8合。
小海场盐课：岁办大引盐引，折小引盐引，存积引80斤，常股引斤。田粮，有官民田地16顷82亩，夏税小麦94石1斗，秋税米5石5斗4升8合，黄豆石9斗6升7合。
（2）嘉靖十三年（），大丰境各场盐课、田粮亦有变化，分述如下：
丁溪场盐课：额盐引，水乡引，征银80两，常股引斤，存积15引4斤。征田赋：麦78石另7升6合，豆石8斗5升6合，米石8斗1升3合。
草堰场盐课：额盐引，水乡引，征银22两，常股引77斤，存积13引斤。征田赋：麦51石3斗8升9合，豆78石6斗另8合，米无。
小海场盐课：额盐引，水乡引，征银56两，常股引斤，存积引75斤。征田赋：麦94石1斗，豆石9斗6升7合，米5石5斗4升8合。
白驹场盐课：额盐引，水乡引，征银28两，常股引斤，存积17引57斤。征田赋：麦64石1斗7升2合，豆47石7斗4升2合，米石8斗8升2合。
刘庄场盐课：额盐引，水乡引斤，征银52两3钱，常股引67斤，存积22引33斤。征田赋：麦石4斗4升6合，米豆共石2斗2升2合。
2.清代灶课，名目繁多。有新淤沙荡升科、有荡地倾亩计算应办盐额折征银两等。
（1）因沙荡新淤升课等原因，增加较多。顺治十四年（），巡盐御史白尚登题复场灶故籍一案，“查前朝沿海草荡分给灶户烧盐，荡皆有课，丁皆有引，岁煎交仓，听商支领。至万历四十五年（），因盐壅商困，灶有逃亡，始改征折价，责灶户照引输纳”。顺治十六年（），巡盐御史高尔位题准通州分司查出新淤沙荡顷64亩（1頃等于亩，下同），泰州分司查出新淤沙荡顷39亩，淮安分司查出新淤沙荡顷88亩。自顺治十六年（）起，共升课两4钱1分5厘。乾隆二十四年（）4月，盐政高恒呈准户部议复，泰属丁溪、小海、刘庄、新兴4场，共新升从前抵办水乡荡地顷71亩，共应升折价银两3钱1分。其时，丁溪场余荡35顷21.8亩，升银45两5分3厘；小海场余荡59顷50亩，升银56两；刘庄场余荡16顷99.7亩，升银8两4钱9分。乾隆二十六年（）12月，户部议复江苏巡抚陈宏谋等令题范公堤外，乾隆十年（）以前，旧垦熟地顷5亩，内除伍佑一场全行放荒，仍照本额报完折价外，其余熟地悉照梁垛场折价起科，每亩征银2.5分。自乾隆二十七年（）为始，按年照数征收，造入奏销册内，具题核查，如遇潮涨卤浸不堪耕种之年，仍准其报明委勘放荒，除粮照本场科则完纳折价，倘嗣后敢有后垦者，即照例分别究处，其丁溪等七场堤外夹杂民田，既经一概令其放荒，仍照原粮完办。经运司查明丁溪、草堰、小海、刘庄等11场实计熟地顷52亩6分，除梁垛仍照原额征收，其余各场除原额外，实共加升银两，取具各册结详送盐政咨部。
（2）清代淮南通、泰灶课，先按各场荡地顷亩计算，每年应办盐额，然后按应办盐额折征银两。各场计征标准不尽一致，一场之中不同地亩计征标准也不一样。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何垛、伍佑7场计征标准都不相同，每引盐配煎草荡，上下悬殊甚大。各场每引配煎草荡，最多的小海场27.96亩，而最少的白驹、刘庄场只有6.5亩。灶课以引不以亩计征，每引征折银0.2两。沙荡配引各场也不相同，一般为10—20亩供盐1引，每引征沙荡银0.2两。
如光绪三十年(),大丰境各场灶课征榷情况分述如下：
何垛场灶课：原额草荡每15.68亩，供盐1引，实办本色盐引79斤，每引征折价银2钱，共银两2钱7分9厘，内古熟地顷75.5亩，每亩照梁垛场折价2.5分升课，共银两，除原额折银价两，应加升课银两，又每引加增部缺银3毫8。沙荡每23.52亩，供盐1引，共办盐引斤，每引征沙荡银2钱，共银两3钱。续升沙荡，共办盐引斤，每引征沙荡银2钱，共银85两3钱4分。又续升沙荡，共办盐引斤，每引征沙荡银2钱，共银74两3钱。仓基每亩征银1钱，共银3两1钱7分。新淤沙荡每亩征折价银8.5厘，共银两2钱1分9厘。何垛场总计征银两7钱3分。
丁溪场（小海并入）灶课：原额草荡每15.亩，供盐1引，实办本色盐引73斤，每引征折价银2钱，共银两，内古熟地顷74亩，每亩折价2.5分升课，共银6两8钱，除原额折价银两4钱，应加升课银两，又每引加增部缺银3毫8，共银7两1钱5分。以上共银两2钱。沙荡每12.65亩，供盐1引，共办盐引86斤，每引征沙荡银2钱，共银两另8分。续升沙荡每12.65亩，供盐1引，每引征折价银2钱，共银两6钱5分。续升荡地毗连草荡则例，每荡15.63亩，配盐1引，纳折价银2钱，共银45两另5分3厘。新淤沙荡每亩征折价银1.58分，共银两5钱8分。原丁溪场总计征银两6钱4分。
又小海并场灶课：原额草荡每27.亩，供盐1引，实办本色盐引斤，每引征折价银2钱，共银两3钱7分，内古熟地73顷87.2亩，每亩折价2.5分升课，共银两6钱8分，除原额折价银52两，应加升课银两8钱，又每引加增部缺银3毫8，共银2两4钱5分。以上共银两6钱8分。沙荡每21.25亩，供盐1引，共办盐1引斤，每引征沙荡银2钱，共银两7钱9分6厘。续升沙荡每21.25亩，供盐1引，共办盐32引64.5斤，每引征沙荡银2钱，共银6两4钱6分5厘。仓基每亩征银1钱，共银1两3钱3分。又续升沙荡，每21.25亩，供盐1引，每引征折银2钱，共银两，又续升荡地照毗连沙荡则例，每荡21.25亩，配盐1引，纳折价银2钱，共银56两。新淤沙荡每亩征折价银9厘，共银两另6分2厘。原小海场共征银两3钱4分9厘。
丁溪合小海共征银两9钱8分9厘。
草堰场（白驹场并入）灶课：原额草荡，每15.67亩，供盐1引，实办本色盐引斤，每引征折价银2钱，共银两1钱7分。内古熟地71顷7.9亩，每亩照2.5分折价升课，共银两6钱9分7厘，除原额折价银90两7钱，应加升课银86两9钱，又每引加增部缺银3毫8，共银5两4钱3分。以上共银两6钱。沙荡每11.94亩，供盐1引，共办盐引斤，每引征沙荡银2钱，共银两3钱3分。续升沙荡，每11.94亩，供盐1引，又续涨淤荡，每20亩，供盐1引，两项共办盐引97.5斤，每引征沙荡银2钱，共银78两另9分7厘，又续升沙荡，每11.94亩，供盐1引，共办盐21引，每引征沙荡银2钱，共银4两3钱1分7厘。仓基每亩征银1钱，共银2两3钱4分3厘。又续升沙荡，每28亩，供盐1引，每引征折价银2钱，共银两8钱9分1厘。新升港西淤荡按照归并白驹场科则，每亩征银5厘，共应升折价银两。新升港东淤荡，每亩征银5厘，共应升折价银77两9钱4分。原草堰场计共征银4两9钱4分。
又白驹场归并灶课：原额草荡每6.5亩，供盐1引，实办本色盐引斤，每引征折价银5分9丝9忽，共银两。内古熟地顷18亩，每亩照2.5分升课，共银两9钱，除原额折价银96两，应加升课银两，以上共银6两。沙荡每亩征银5厘，共银5两6钱。仓基每亩征银2.5分，共银2钱。原白驹场计共征银两5钱1分。
草堰合白驹共征银两4钱5分9厘。
刘庄场灶课：原额草荡，每6.5亩，供盐1引，实办本色盐引，每引征折银1钱5分3厘，共银两2钱。内古熟地顷31亩，每亩照2.5分折价升课，共银两7钱8分，除原额折价银两7钱9分8厘，应加升课银30两9钱8分4厘，以上共银两。沙荡每亩征银5厘，共银两6钱7分。续升沙荡每亩征银5厘，共银20两1钱5分。又续升沙荡每亩征银5厘，共银2两7钱8分。仓基每亩征银2.5分，共银4钱3分2厘。又续升沙荡，每亩征折价银5厘，共银86两7钱。续升荡地照毗连沙荡则例，每亩纳折价银5厘，共银8两4钱9分8厘。刘庄场计共征银两2钱4分9厘。
伍佑场灶课：原额草荡，每12.91亩，供盐1引，实办本色盐引，每引征折价银1钱5分4厘6毫，共银两2钱5分9厘。沙荡每亩征银5厘，共银40两6钱2分7厘。续升沙荡，每亩征银5厘，共银16两9钱1分5厘。又续升沙荡，每亩征银5厘，共银18两5钱5分。又续升沙荡，共银13两6钱5分。又续升沙荡，共银21两另6分。又续升沙荡，共银4两2钱6分。仓基每亩征银2.5分，共银2钱4分。又续升沙荡，每亩征折价银5厘，共银两另4分。又摊升公樵地，每亩征折价银5厘，共银两。新淤沙荡，每亩征折价银5厘，共银两4钱7分。又新淤沙荡，每亩征银5厘，共银两6钱。伍佑场计共征银两6钱8分4厘。
灶课，由唐末至明万历年间，淮南灶户纳课皆缴盐货，谓之“本色”。万历四十五年（）以后，改征银两，谓之“仓盐折价”。清康熙年间（—）盐课的名目繁多，一是实行“摊丁入亩”，将灶户应缴代役丁银（人头税）并入地租征收，固定税额，以荡地面积为征收对象。荡地例分数类，承袭明代旧额者称原额荡地，所征灶课称“折价银”；清代堪升者称沙荡，所征灶课称“沙荡银”；各场明代遗留废置的盐仓基地，亦清仓征银，名曰“仓基银”；又有灶户居属场境而离荡窎远，或外来人户流寓盐场，二者不谙煎盐，均依灶户派盐例而征其折价，名曰“水乡银”。此外尚有“续升”、“续拨”、“续复”、“新升”荡地种种名色，一概按亩派盐，按盐起科征银。另外，境内的古熟地也要征税，每亩同样按2.5分计征。总之，税种频多、税率又高，国家是增收了，灶民却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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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邹迎曦
邹迎曦，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人，年10月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高级农艺师。长期从亊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历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市农村能源办公室副主任等职。退休后，潜心研究盐文化和盐垦文化。现为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容座研究员、张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盐博物馆专家顾问、省级海盐“非遗”传承人等。主要作品：《古淮盐20说》《盐垦研究》《本场人历史与文化》《家乡的盐垦》《盐垦古韵》《盐韵大丰》等著作。主编《大丰市志》《大丰盐政志》《大丰市经济综合管理志》《大丰市工会志》《盐城市大丰区历史地名志》等。
编辑：行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