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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太原道不尽的馒头巷九号院的餐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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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桌”来形容当年馒头巷九号院人们的饭食,实在是抬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了。“餐桌,”是个与时俱进的时尚词汇,少油沒盐的寡淡饭菜,哪能登上它的大雅之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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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巷九号院与别的院子不同的是,院子里夫妻全是教师,每户都是双职工,这比起家里只有一个挣钱的去拉扯好几个孩子的家庭,生活条件优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那个年月,手头虽然宽松一些,因物质缺乏,在吃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全民都差不多。

早些年代,吃饭哪有桌子呢?基本上就是端着碗,一边吸溜面条,或嚼着煮疙瘩,坐在炕沿边上,或是两脚不停地在院里溜达,借此机会看看邻居家的饭食,再聊上两句,一顿饭就吃完了。记得那时院里下面的发发,中间的平平,上面的跟龙,还有柳云霭主任,电工王师傅等,经常圪蹴在家门口的炉子前面吃饭,连个小板凳都没有;不管是仰起脸来吸溜面条,还是把脸埋在碗里喝稀饭,那只劳作的手,手掌托着碗底,或拇指掐着碗沿儿,面容淡定,从容,生活的困顿并没有写在脸上。

我们缺乏蹲功,干脆就端着碗坐在石头台阶上,吃得累了就把碗放在台台上,有人上下台阶把尘土带到碗里也视而不见。那时的饭,也说不上是享受;吃得香:,是因为饿极了,没有可选择的余地。

慢慢地不少家庭有了一张小桌子,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吃,筷子活动的幅度并不大。小桌上也就是一碗面或者稀饭馍馍窝窝头,配上一碟子咸菜,基本上没有炒菜。蔬菜倒是多,茴子白、萝卜菠菜等,价格也不贵,一二分钱一斤,但是食用油少,不夠炒菜用。“文革”后,供应的油更少了,每人每月凭票供应仅有三两,一般家庭都攒起来留着年节炸个糕或是别的大的事项。油太珍贵了,为此也曾惹出过家庭纠纷,有家两口子,男的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地给乡下的老母亲攒了大约有四两油,偷偷地放在箱子底下,结果让扫地的老婆发现,也顾不得教师的斯文了,扯着嗓子大声嚷嚷,男的却低着头不吭声,仿佛在外面养了小三儿似的理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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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吃个鸡蛋也是很难得的,哪有什么炒鸡蛋,鸡蛋羹等花样,只记得鸡蛋就是给女人坐月子吃的,或是过年节的时候才有这口福。记得那年是建国十五周年,人们脸上挂着喜庆,早早的就有了节日气氛,每户都供应了鸡蛋。煮鸡蛋就已经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奢侈之事了,我们被学校挑选出参加国庆游行排练,父母为奖励我们,一人给煮了一个鸡蛋,让我们自由支配。刚玩儿回来的哥哥拿起来,趁着还热乎,就把它吃了,下咽的时候,因用力过猛,眼皮还有些上翻。吃完咂巴着嘴唇,看看我们三个,奇怪我们怎么在手里握得紧紧的,像是握着一个乒乓球。我攥着鸡蛋,热度几乎温暖了我的全身,心里却憋着劲儿,一定不早吃,等毛毛和小妹都吃完了,我再像炫耀宝贝似的眼气他们。我似乎看到了她们们留着口水,望着我一点点地剥鸡蛋皮的样子,那样的光景可能比吃鸡蛋都是一种享受啊。

我终究没抵抗住鸡蛋的诱惑,那天因为鸡蛋,我和院里的小孩子们玩儿都玩不到心上,一会儿就跑回去看一下还在不在抽屉里,反而弄得我很疲累,成了一个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忍不住,张开大口囫囵个咽下去了,还舀了一瓢冷水才顺到肚子里,皮没剥干净,还划了一下嗓子。很快又恢复到了饥饿状态,像是什么也没吃,不禁有些懊恼,要是细嚼慢咽,跟老太太吃*豆那样小口多好。

母亲和我们在九号院

还是小妹有耐性,我把鸡蛋这事都忘了,两三天以后,我突然看见她在慢慢地剥皮,剥下来还无意识地把弯弯的蛋皮舔一下,光这动作就让我直流口水。小妹一点点地吃,还给了我一小块蛋*,我摇着头说不要,手却伸了过去,脸也有些红地说,“还是你能熬得住。”小妹说,“我姐的到现在还没吃呢。她说她放起来了,就不去想它。”

这倒是个好办法。差不多快两个星期了,毛毛才把她攒下的鸡蛋拿出来,我们都早把这件事忘记了,看着她好像又在吃一颗鸡蛋。她也没有丝毫的炫耀,还想分给我们一些。她坚久的耐性和没有独吞的想法,让我们不由得心中赞赏。看着她慢慢地在水缸沿上磕开蛋壳,口水也在我们舌边积聚,同时很快我们闻到一股恶臭的气味,蛋皮里面的蛋清应该是白白的,光光的,像俄罗斯少女的脖颈子,打开却是乌黑中夹杂着灰白,上面还有着茸茸的细毛,向下滴淌着难闻的污水,我们都看得眼睛睁大了,这只鸡蛋早就思气(变质)了。我们一阵阵扼腕叹息,为这只攒了将近半个月的鸡蛋,更为毛毛没有吃上感到遗憾。毛毛却嘿嘿地苦笑了一下,把它扔进灰渣筐里,转身去跳皮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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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那个年代的人是怎么过来的。也是一日三餐,早晨窝头稀饭就咸菜,有时候也出去买个麻叶老豆腐,那就是很奢侈的了。如果谁家改善伙食,比如小孩子过生日啊,或是家里来了戚人,是要有一些动静的,虽说不是故意炫耀,但心中的喜悦总是按捺不住的表现出来。

九号院的小宝家,如果吃个白面烙饼,一定是小宝和大本儿要提前走到上面院里来宣传一下。先是别人引开一个话题,“小宝,你家车甚了?”“油烙饼。”或者就是,“油糕。”谁都知道烙饼很费油,油多了才能烙得柔软,*米面糕更是在如海水一般的油锅里滚动翻腾。小宝的那个“油”字,咬音有一股子狠劲儿,拖音也长。我曾见过雷老师用纳鞋底子的麻线捆绑的小刷子,蘸上胡麻油刷在鏊子上摊煎饼,其实只蘸少量的油,但因经常用,小刷子看着油光锃亮,鏊子也显得黑里透光。

馒头巷街上庙前派出所的后窗户

如果说做烙饼,一定是雷老师的二姑娘柳春茹做的,做得好吃了弟弟妹妹就情不自禁地出来边吃边展示。小茹个子高挑,皮肤白净,心灵手巧是她最大的特点。她和她姐姐丽丽最先脱离了太原话,令人惊讶地操了一口京腔,很地道的,有着市井味儿的,在九号院里漫天飞舞的方言土语里很是鹤立鸡群。雷老师和柳主任两口子省吃俭用,在钟楼街大中市场连夜排队,买了一台标准牌脚踏缝纫机,几年后,小茹就学会了蹬机子,并且学会了裁剪,家里弟弟妹妹的衣服都是她来做。小茹和做事泼辣的姐姐小丽略有不同,小丽行事干练,快人快语,雷厉风行,和雷老师性格一个样样,在家也像个老大,把弟弟妹妹管束得有条不紊。

小茹还自己学了绘画,悟性很高,画的人物以及景物都很逼真,后来因为画画的专长考到了西羊市幼儿园当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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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粮食供应以粗粮为主,只能变着花样做。文革中有一年,高粱面像是洪水泛滥一样朝人们涌来。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么多红面怎么打发,蒸红面窝窝死硬死硬,能把牙别得松动了,看都不想多看一眼;做面条吧,犹如一盘散沙,简直能愁死个宝宝。这时,在街道居委会工作的杨婶婶和王伯伯向大家推出了压钢丝面的做法,开始大家纷纷仿效,一时间,饸捞床子在九号院也成了洛阳纸贵,每到中午就在每家紧急地串门。食用后还觉着不错,配上酱油醋和葱花调和,还出现了家里几个孩子争抢着吃的开端。邻居们都感谢王伯伯和杨婶婶,说她们为大家找到了解决粗粮的好办法。

俗话说,好吃难消化,后来人们慢慢地发现了问题。九号院那时南房墙角有一个老厕所,每到晚上就入座率很高,里面有一个蹲坑,很少虚位以待,常常外面有一两个人等候着,差不多十分钟就出来一位,外面的人换位进去。后来人口密度高了,台台上面又增加了一个,但在高峰时期仍是供不应求。老在那个点儿去的人都摸住了规律,也都是熟人,品性也基本掌握了。可自从推广开钢丝面后,这个稳中有序的规律却起了变化,里面的人明显滞留得时间久了,像是会议延长似的,到时间了还无动静,外面的人着急地看腕上的手表,还不停地跺脚,以提醒里面的人该出来了,可里面的人喉咙里发出的信号却透漏出一种倔强;里面外面的咳嗽声此起彼伏,相互碰撞,透露着焦躁与不安。慢慢地外面的人越聚越多。

毕竟院里大多是教书的知识分子,虽然心里急,却善于找问题,作总结。这下,钢丝面太硬,在肠道里滞留时间久不易消化的问题被摆在了桌面上。

馒头巷4号院门口

钢丝面失败了,但红面依然犹如泰山压顶,让人无法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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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粮占了大半江山,红面却不是想吃就有的,西米市粮店来了红面,人们是头天晚上就得知的,开始摩拳擦掌,做好了连夜排队的准备。那时的孩子,都有着自然而生的对家庭的责任感,知道家长的艰难,熬夜就当仁不让地承担了下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极其新鲜的事,晚上八九点钟就行动了。到了西米市粮店,还没有人排队,我们先有一个人在门口排着,就靠在粮店售票口的窗台上。很兴奋,一点也不困,像是看到了第二天早晨已把红面袋子扛回了家里。12点以前,我们几个轮回流地排着,夜深了,整个西米市和解放路都看不到一个人,也没有车马,像是一座空城。瞌睡不时地袭来,尽管裹着大棉衣,带着棉帽子,也又冷又困,开始还仰着头数天上看着离得很近的星星,实在困得受不住,我就到对面的西米市菜铺子的石头台子上去丢盹儿。半夜时分,院里的几个小伙子轮流来换班。好容易熬到早晨,人们扔掉一夜的疲惫,抖擞精神,重新排列队伍,开始发号,一种大战之前的气氛开始凝集。

粮店开门了,排在前边的人胳臂高举着,手里拿着粮本和钱,一个个前胸紧贴着后背,喘气都困难,像是一座血肉之躯建起的钢铁长城。这时,不要说有人插队加塞儿,旁边的人站得稍微近一些,后面的人就怒目圆睁,“不要插队!”就这样,我们排了一晚上的队,总算是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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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月,想办法把粗粮做得可口了,让每个孩子能吃饱,确实让家长操了不少心。面对避之不及的红面,我们看着就皱眉头,在碗里划拉两下,嘴里转两圈儿,还是难以下咽,放下碗就跑了。母亲却急在了心里,她和学校的老师们请教了红面搓鱼鱼的做法,回家后就干。先用滚开的水把红面烫了,用筷子搅在一起。饧了片刻,母亲把袖子高高地挽起,双腿跪在床上,把面倒在案板上,两手蘸一下凉水,一边哈气一边使劲地揉。瞬间,母亲那修长纤细的手臂被烫得红通通的,白皙的面色此时也被一股激情染成了红色。就像在作战中对付侵犯的来敌,母亲忽而横眉冷对,忽而喜笑颜开,即表示了对困难的不足惧怕,又呈现出对胜利的信心在握。她一下一下地耸动着肩膀,头也随之抬起,又扬起一只胳膊,把脸上的汗水一抹;面板上,散沙一般热气腾腾的红面,在母亲的手下犹如一块可以随意揉捏的橡皮泥。我们站在一旁,先是惊诧于母亲动作的麻利快,也逐渐地被母亲的行为所感染。

母亲先是揪下一块块小的剂子,一根根地搓,断了,接在一起再来;刚刚露出尖尖的头,很快身子也出来了,摇头摆尾的,一条条活色生香的红色小鱼儿跳出了水面。

整个过程几乎是母亲一个人操作,我们看得几乎都惊呆了,也插不上手。鱼鱼蒸好以后,母亲先自己挑在碗里,拌上调和,品尝得咂咂有声,“哦,不错,你们都吃啊!”看我们都吃得很香,母亲不失时机地鼓舞着,“真好吃啊!照这么下去,每两天吃一顿,这一袋子红面很快就会被消灭的。”

母亲脸上始终挂着犹如鼓舞三军将士的笑容。与其说我们吃得很香甜,其实是让母亲面对困难的乐观精神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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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里串游着吃饭,基本上是有自己的范围的,一般是上半个院子的就在自己的圈内圪转,如西房的南城区文化馆的李尚喜老师,端着碗也就是到对面的庙前街小学的王效惠主任家门口站一下,边往嘴里划拉,边看看玉康家吃什么,其实也差不多,就为了借此交流一下。院里的男人们也有几个从不端着碗走门串户的,玉康的父亲六儿叔就是一个。六儿叔在榆次市委工作,身材魁梧,大背头,宽脸膛,是一个老*员,一副正面人物形象。虽然话语不多,但器宇轩昂,很容易让人想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的样子。他大概一周回来一次,每到周末,我们就看见他们一家五口,还有玉康的伯伯(姥姥),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上,默默地吃,有话也悄悄地说,远看像是在开一个圆桌会议,有邻居过来就热情地打个招呼。玉康家的饭基本上就是他伯伯来做,全家人基本上是吃现成的。我们都跟着玉康叫她王伯伯,老人家圆脸盘,黑白相间头发总是梳得光光的,是个热心肠,邻居们有生活上的事也愿意和她交流。

我家因是回民,父母从不端着饭碗走串,院邻居也很自觉地不吃着饭来家串门。对门的刘老师两口子也很少端着碗下台阶走串。因家里有外爷招呼火炉做饭,刘老师家的饭总是吃现成的,有时我们还在做饭,或者正跟火炉子怄气,刘老师家已经吃完了,从满面的红光和略带光润的嘴唇以及精神面貌中就可以看出。刘老师已经走下台阶,和院里的人们交谈,或是到下面院子找人约下象棋,我印象中,刘老师是那种心里总有事干的人。而这时端着碗的几个在院里属于高智商的小伙子也跃跃欲试,就在南房门前的台阶下面摆开了阵势。

文革前的刘老师一家

也有喜欢站着吃饭的,因性格爽快而坐不住。雷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嘴和手都不闲着。她家的西房正对着院子的大门口,每进来一个人,雷老师都要热情地打招呼,即便嘴里正嚼着饭,也要嘟囔着问候一下。雷老师在晋府店小学教书,学生大都在馒头巷居住,好多是往届的学生,经常吃饭的时候,学生就来串门了,一起坐在雷老师家的桌旁闲聊。

年夏天,我们看望刘开瑛老师和李克贞老师

我也端着碗在家待不住,下了台阶无目的地走串着,但我总是走不远就要转回来,因为我觉得肚子饿了,再简单的饭也是香的,吃了第一口紧接着要跟上下一口,一碗饭吃的时间太长了就像是没吃一样,不像别人端着碗以聊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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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活清贫,饮食简单,但是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刮风下雨,或是冬季太冷,院里的长辈里,住在南房的西羊市小学的张效曾老师,是最爱端着饭碗走串的,可以说是九号院端着碗走动的领军人物。效曾叔饭量也不大,吃一碗就够了,这一碗却可以让他从院里他家的南房游走到北房的台台下面。效曾叔是个爱与人交流的人,时常脸上挂着笑容,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就借这个吃饭的时间和院邻互动一下。

他一般出来都是端着一碗面,稀饭汤面是没有办法端着出来的,要占两只手,走着走着就晃出来了,吃个窝头也不好意思展示,端上一碗白面面条,走串着面子也光滑,碗也好看。面一浇上调和他就走出来了,手里一边拌着面,眼睛却看着离他家最近的小宝家和发发家,两脚站在院子中间,头转动着,问候一句就把两家都光顾了。既然开了口,又不能马上走,雷老师也是个热心人,“效曾啊,吃甚了?贴巴咕?”雷老师大嗓门的平遥话,尾音拖得长,带着拐把儿。效曾叔本想一句话带过脚不带停的,却让雷老师的热心滞留了,一边挑起一根面条吸溜了一下,顺便与柳云霭主任嘿嘿一乐,算是招呼。正要往前走,对面的杨婶婶开言了,“效曾,来,夹上根萝贝!”杨婶婶的萝卜咸菜在院子里是腌得有了名的,在缸里泡得久了,再晒上几天,咬起来有吃肉的感觉。她家的大小子发发经常是一只手抓着两块发糕,另一只手握着一疙瘩老咸菜,咬一口窝头,再把咸菜送到嘴边用牙撕扯一下,大口地吞嚼,就像是在吃着一只卤煮鸡。发发在家是老大,能吃也能做,家里的重活打煤糕挑水等,他干得最多,包括折洗被褥也都当仁不让,每次洗完后杨嬸嬸检查一遍,“没摆干净,重洗!”一气给他扔过去,发发就再端起洗衣盆,闷声不吭地到大门口外的水管子上,打开水龙头,再狠劲儿地摆一遍。发发平时言语不多,面相憨厚,体格孔武有力,干活舍得力气。

馒头巷的水管子,正对九号院南房后窗

效曾叔咬着萝卜干儿,看到杨耀祖校长在厨房里忙活,就站着等杨校长和他说话。杨校长在校尉营小学,是个老校长、老书记,两人就教学情况说了几句。效曾像是心里有了底了,又拌着面向院的中落走,西房是和他一个学校的西羊市小学郝紧张老师家,同事间免不了多说几句,然后再扭头,对面是庙前街小学的教导主任王效惠家,和西羊市小学是一个支部的,自然要交流几句。这时一碗面就剩下不到半碗了,赶紧拌一拌,完成上面的几家走串,到了台台下面的西羊市小学的张培仁书记家,还要多聊两句,也算是向*靠拢,但那时的人尊重书记是没有谄媚之心的,有的只是心里的一种敬重。张书记在院里的人缘也特别好,吃饭时总是站在家门口向四周看,和邻居们热情地招呼,看谁家做饭是缺根葱了,还是少盐沒酱了,他会立刻伸出援助之手。

张培仁书记和妻子陈淑英九十年代的张书记

碗这时已基本上空了,效曾叔就一只手拇指掐着碗和筷子,朝着我们上面的两家,扬着下巴,满脸笑意地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就这么一碗饭的功夫,在院子里走了个轮回。往回走的时候,肉小他妈,桥头街小学的张润梅老师,正好家里也吃面,“效曾,舀上一勺子面汤!”这样,效曾叔又把碗端平了,嘴里给面汤吹着气,但迈动的步伐却直接打道回府了。

不知是受了长辈的带动,还是玩心太大,到了我们这一辈儿,端着碗在院里串游已成了一种必定的程序,面捞上以后,脚步就开始往外迈,哪怕是窝窝稀饭也无法阻隔,似乎家里只是舀饭的地方,吃饭必须在院里。几个半大小伙子端着碗下棋,有看的,有评的,还有旁边支招儿的,只听得呼噜呼噜的吸溜的声音和棋子儿砸在棋盘上的声音起起伏伏,还有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经常因酣战激烈,把碗放在一边地上,完全忘记了吃饭,还要等到弟弟妹妹过来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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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人人都在为吃的发愁,想尽办法粗粮细作,但九号院有一个人,几乎从来不在吃的上面多动脑筋,有什么就吃什么,很少抱怨生活的艰难,而她却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学习和工作上面。这个人就是羊市街小学的教导主任张璇琳。

张璇琳从小出身大户人家,似乎没有其他什么爱好,也不爱交谈家长里短,回到家她的最大爱好就是看书。在“破四旧”的狂风骤雨逐渐已然云轻风淡之时,我看到过张老师家里箱子上和床头幸存的中外文学书籍。家里地方小,也没有写字看书的桌子,一进门有一把椅子靠在床边。我们什么时候进去,她都是坐在椅子上,捧着一本书,戴着一副厚厚镜片的眼镜,头挨得书本近近的,像是寻找什么,又仿佛在咬文嚼字,嘴唇还慢慢地蠕动着。

时间久了,我对她的读书有了一些领悟,眼前也出现了不同的场面。当我们响应号召,“到大江大浪里去锻炼,”而每天到西海子里戏水玩耍,她却跟随肖洛霍夫的脚步,在《静静的顿河》里徜徉;当我们受到武斗与造反的蛊惑,每天以揭发批判为乐趣,或是以养热带鱼,编纸卷的门帘子而逍遥自在时,她却在和张恨水先生喁喁私语,探讨着由爱情的执着、无奈所引发的《啼笑姻缘》。一个人,有这样的兴趣与境界,又如何去参透“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和“粗粮细作”的莫测高深呢?

张璇琳和丈夫张启云在农村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张璇琳老师不谙柴米油盐,一心只读圣贤书,可以算得上是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五六十年代,她和丈夫张启云曾利用工作之余,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等作品,本该在讴歌社会主义新气象方面发挥文学才能时,被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阻止了。丈夫张启云在回民小学当校长时,突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家庭重担就落在了她和几个孩子身上。二小子跟龙身体好,爱劳动,自然就为父母挑起了重担。

就是这个家庭,由于父母都一心搞学问,而把生活的柴米油盐看得很淡,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下一代人。三个儿女,龙龙因幼年得病夭折,剩下的一儿一女却在工作当中做出了惊人的成绩,如今已届花甲之年,仍然在为习近平社会主义新时代贡献着自己的学有专长和满腔热情。

张晓红园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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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前后,粮食都是定量供应。那时我们年纪小,定量才20斤多一些,根本不够吃,大人也才二十七八斤。肚量大,经常饿得受不了,就要挤占别人的份额,父母就让我和毛毛在学校食堂吃,用食堂的定量控制我们不断涌起的食欲。正好那年在回民小学东校上五年级,食堂就在学校后院的音乐教室旁边,中午下课后走两步就到食堂吃饭。也有老师在食堂上灶,我记得有张书栋老师、吕惠民老师、邱斌老师等,食堂做饭的是连大娘,略微有些胖,眼睛不大,一脸和蔼之气。那时粗粮多,中午一般就是红面擦格斗,西红柿调料,四两就是一碗,吃完可以喝面汤;下午是一个窝头,二两,还有一碗高汤,其实就是酱油兑开水。我们先把汤喝了,把肚子撑起来,再手攥着窝头,嘴角绷住,小口小口地啃,一边往家里走,要啃到快到家时窝头才完全下肚,好像饭吃得慢慢地,口小小的,一路都在吃,回到家就不觉得饿了。如果随心所欲,一个窝头两三口就可以下肚。

在家干惯活了,猛地吃开现成的还有些不适应,也不敢太得意了,总觉得家里还在做饭,我们却吃完回来了,有一种内疚感,又好比侍候别人惯了的一下子享受别人服务,有一种丫环突然让少爷给洗脚的惶惑,内心里也是一种煎熬。开始时,中午回到家,母亲和哥哥还正在做饭,看到我们都吃了现成的悠悠哉哉地回来了,母亲也不高兴,对我们说,“你们这一下学就吃现成的。应该把书包送回来再去吃饭。”我们觉得母亲说得对,放了学就先回家送书包,然后再去学校食堂吃饭。去了食堂好多老师都吃完睡午觉去了,那时的饭菜很简单,几口就进肚了,连大娘也奇怪我们怎么来得那么晚。等我们把饭吃完后,食堂里也没什么人了,我们就帮着连大娘稍微收拾一下,然后再晃晃悠悠地回家,不能走快了,否则父母还没吃完,我们就又回去了。回了家,有活干就干,没活干就睡一觉。年纪小,多跑两趟倒是不觉得累,但这么来回折腾,那一碗擦格斗从面食转变为垃圾的过程却缩短了。其实谁不愿意和家里人一起吃饭呢,干完活儿再端起碗来,吃着也理直气壮。这只能怨那个让人吃不饱的时代,父母的话必须听从,主要还是因为粮食稀缺。在饥饿面前,人没有脾气,也没有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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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缺粮,除去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文革运动的70年代初期,白面少,又缺乏油水,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来说,肚子里长期有如旷野一般,每月二十几斤的供应根本就不够吃。有一年白面供应稍微多一些,一到晚上,家里就做汤面吃,放一大锅水,先煮半锅白菜和胡萝卜,再下面条。开始时,我吃一碗半就觉得饱了,再后来两碗肚子稍有些撑,又过几天,两碗下肚了,还要蹲到地上盛上半碗,这时锅也基本上见底了,自己都觉得有些羞赧,太能吃了。

母亲却不这样认为,她在学校和老师们说,“孩子们还是缺乏油水啊!稀汤罐大肚。这时要是有两个饼子,塞进去,肚子还是平的。”有一次母亲从回民小学下班回家,走到解放路的清真食品店(现工商银行所在处),看到里面新来了绿豆糕,四四方方的,呈鲜绿颜色略微带*,一看就全是粮食做的,有一种沉重感,吃到肚里一定顶时候。这种高档点心一般人很少问津,记得那时草纸糕才七八毛钱一斤,但柜台里也不多见。母亲就顺便问了一句,“这绿豆糕怎么卖啊?”售货员回答说一块二一斤,母亲听后苦笑了一下,就扭头出了门。很快她又踅回店里,对售货员说,“给我称上两块钱的。”售货员用草纸包起,母亲手里拎着回了家。

那天晚上,我们先吃了红面,把碗都洗了,可仍觉得肚里还不饱,但也就习惯了,此时如果有一个馒头哪怕是窝头,也能像啃鸡腿儿一般吃得很香。这时母亲才从书包里拿出一包绿豆糕,就像是变魔术似的把纸包打开摊在了床上,**绿绿的绿豆糕已散发出了浓郁的香气,我们的舌尖也聚满了口水,可是我们又觉得太阔气了,谁都不好贸然伸手,这么高级的点心能当饭吃吗?

母亲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说,“快过来一人拿上一块吃吧!“我们拿在手里时,手臂竟有些抖动,几个人相互看了一下才慢慢地放在嘴边。看我们吃得那么香,脸上还有着惊诧的表情,母亲解释道,“绿豆糕油大,又做得紧,有些像当年我们在部队吃的压缩饼干,耐饥。虽说贵一些,但比窝头吃了要顶事得多啊!”看着我们又吃了一块,母亲说,“不管怎么说,绿豆糕不要粮票,你们每星期吃上一次,还是可以的。”

等到我们都吃完,流连忘返地咂巴着舌头,我们才发觉,母亲一直在望着我们吃,脸上挂着会心的微笑。母亲自己,那一大包绿豆糕,她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就这样,我们连着三个星期,每星期都吃一次,每次吃得都小心翼翼,心里很甜蜜却不敢表现出来,既觉得奢侈,又怕因太奢侈而断了挡;既不能算打牙祭,又不能老当饭吃,毕竟还是太贵了,在艰苦年代这样吃好像是过地主老财的日子。自然没能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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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男孩子多的,供应粮食根本不够吃,父母就要考虑额外地购进粮食,半大小子正是如狼似虎,吃起来没个够的年纪。九号院的杨校长家就是这样,三个壮小伙子正在长身体,吃饭总也没个饱,杨校长和杨婶婶每天都在愁这件事,就从老家买来了玉米和高粱磨成面。杨校长家吃饭很值得借鉴,归功于杨婶婶的精打细算:每天晚上熬上一大锅稀饭,确切的说叫米汤,比起月子里的媳妇喝的一勺水三颗米的米汤要稠些,窝头咸菜。坐在小桌前,先杠上一大碗米汤,把肚子灌饱,再开始吃窝头,一边吃一边有一种饱胀感,也可以说是幸福感。但尽管这样,三个小子一点也不少吃,三个窝头香喷喷地进了肚里。

杨校长杨婶婶和孙子(年)

我们家也如此,母亲也是到处托人买粮食,有的老师从乡下老家买来了玉米,我们磨成面蒸窝头吃,光是玉米面难以下咽,就想法增加一些副食,好在我们有几个表舅在回民饭店或清真肉食店,经常能买些羊骨头,羊下水之类;在太铁北机务段跑车的海旺二哥也抽空给我们捎些麦子等。

写到这里,母亲的身影就在我眼前闪现。为了我们几个正长身体的孩子能够吃饱,母亲费尽了心思,尽管身陷“牛棚”。

年,“清队”运动在小学领域搞得红红火火。我的母亲,这个解放前夕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警卫师的排级干部,虽说历史清清白白,解放后又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但因家庭成分高,初中和高中是在教会学校上的,又因性格耿直,不恃强凌弱,竟然被列为整改审查对象。

母亲(左)和回民小学几位老教师(年)

那年的夏天,南城区教育局的老师们都集中在西羊市小学开展运动。家庭成分好的老师吃了晚饭就回家了,母亲她们这些有问题的人,却必须住在学校,不能回家。虽受尽折腾,身心疲惫,她却时时惦记着家里的几个孩子,知道我们每天处于半饥饿状态。食堂有时晚上剩下好多红面拨鱼儿和子饭,有的老师宁可饿着,也不吃粗粗拉拉的红面,就剩了好多在锅里。母亲就找了一个铁皮水桶,把食堂准备要倒掉的剩饭舀在桶里,她和大师傅说,“这些饭给我吧,家里猴蛋们多,粮食不够吃啊!”。从西羊市小学走到馒头巷也要拐几条街,母亲拖着疲弱的身体,斜削着肩膀,提着铁桶,两只胳膊不停地替换,路上要歇好几次。

有次我去学校接母亲,看到她头倚靠在庙前街小学门前的柱子上,呼呼地大口喘气。我跑过去,扶住母亲,接过桶来。桶里,红色的拨鱼儿随着我的走动游来荡去;红红的面汤,也如潮水一般奔溅,我怎么看,都像是母亲体内的鲜血在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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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活清贫,饮食简单,但九号院毕竟是文化人扎堆儿的地方,他们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艰苦岁月并没有冲淡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在这方面,杨耀祖校长就做着表率。在那人人都不念书,孩子们都疯玩的岁月里,杨校长依然要求他的几个孩子每天要复习功课,并记一篇日记,他还要亲自检查,以养成爱学习的好习惯。有时我们在院里玩得高兴,或游戏正酣,就听到杨校长喊几个小子的声音,一个个虽然依依不舍,但也像是听到了鸣金收兵的号声,必须回家看书;即便杨校长有事不在家,杨婶婶也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章规。

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这样到了恢复高考的年,杨校长家的二小子,这个刚上到初小就赶上“文革”的小伙儿,犹如闷声不响的火箭升天,百里挑一地被大学录取;第二年,三小子新发也考上了大学,后来,南房的张晓锋也是应届生直接中榜。

九号院的小朋友(年)

七十年代初,美国总统访华,掀起了学英语的热潮,九号院学外语一度蔚然成风,跟着“灵格风英语教程”“英语九百句”“基础英语”等引进教材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英语讲座。”因为是由政府主导的学英语行为,人们学起来也无所顾忌,每天听完广播后,在院子里大张旗鼓地进行交流。九号院里学得最起劲的就是上面的刘老师家和下面的柳主任家,大人孩子一起学。柳主任家的二女儿小茹多才多艺,做什么像什么,英语念得也像她的普通话那么清脆迷人。

多少年来,在这个院子里,尽管岁月艰难,每天依然演奏着酸甜苦辣,呈现着形式多样的人生况味;拥挤的院落里,小小的厨房,锅碗瓢盆欢腾着,一曲曲具有时代感的乐章飘飞,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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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太原01:太原城,太原人

家在太原02:爱在太原晨起日落每一时

家在太原03:太原的那些老槐树,傲然风雨忆沧桑

家在太原04:那一碗老太原炝锅面

家在太原05:太原那些“福寿安康”之地

家在太原06:记忆中的五一路先锋百货商店

家在太原07:怀念我的母校——回民小学东西校

家在太原08:太原有条智家巷

家在太原09:半个世纪如云烟,太原十二中记忆

家在太原10:桃园那几条巷

家在太原11:桃园一巷的那些事

家在太原12:行走五一路,寻找昔日的记忆

家在太原13:大濮府煤场散记

家在太原14:住在桃园二巷的日子

家在太原15:远去的钟楼街副食品市场,近半个世纪的记忆

家在太原:桃园三巷的记忆

家在太原:傅家巷与傅山

家在太原:桃园四巷忆吃穿

家在太原:桃园路往事

家在太原:豆芽巷往事

家在太原:郭家巷往事

家在太原:那橘红色的府东街

家在太原:老军营,相知相处三十载

家在太原:记忆里的西缉虎营

家在太原:少年的五一广场

家在太原:家住桃园三巷

家在太原:迎泽公园的记忆

家在太原:西缉虎营院里的牵牛花

家在太原:我心中的解放路

家在太原:太原的夏天

家在太原:太原的醋

家在太原:梅山记忆

家在太原:三代人的青年路小学

家在太原:太原七中,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家在太原:难忘上马街

家在太原:饮马河边

家在太原:记忆中的西华门老街

家在太原:悠悠文庙上官巷

家在太原:杨家堡,都市里的村庄

家在太原:桥头街,我永远的乡愁

家在太原:家住太原五拐巷

家在太原:记忆中的上马街

家在太原:徜徉在迎泽大街上

家在太原:太原的秋天

家在太原:坡子街16号的小院情

家在太原:文瀛公园话今昔

家在太原

青年路上,那些飘逝的青春

家在太原

青年路上的点滴情怀

家在太原

记忆中的南海子

家在太原

青年路上的青春记忆

家在太原

记忆中的南海子

家在太原

我与宁化府益源庆之缘

家在太原

精营东边街那个消失的小院

家在太原

小五台,从梵音袅袅到书声朗朗

家在太原

双塔寺街的变迁

家在太原

大营盘,海校,师院……一座大院的百年变迁

家在太原

张小苏:文源巷东

家在太原

锦绣太原城的花木地名

家在太原

大关帝庙往事:庙里有个小学校

家在太原

大关帝庙往事:庙前那条街

家在太原

在西缉虎营小院听奶奶讲那过去的故事

家在太原

张小苏:搬家

家在太原

五福庵的记忆

家在太原

那些渐行渐远的老村名

家在太原

张小苏:后花园的变迁

家在太原

张小苏:游园时代,迎泽湖畔无处安放的青春

家在太原

消失的湖滨会堂,心中一段美丽的梦

家在太原

远去的水西关

家在太原

张小苏:杂院杂思

家在太原

太原地名中的园

家在太原

府西街,曾经瓦房满街

家在太原

究竟是新源里还是新原里?

家在太原

我和北十方院的最后时光

家在太原

三条因狭窄而得名的小巷

家在太原

散落在太原公园里的那些记忆

家在太原

消失的村庄:富民路18号

家在太原

“后小河”与七一礼堂

家在太原

死而复生的大二府巷

家在太原

我见证的解放路的几次改造

家在太原

细数太原“马地名”

家在太原

说不尽的大关帝庙

家在太原

三代迎泽桥,多少人和事

家在太原

太原的老旧书店

家在太原

迎泽湖畔少年宫,几代人的儿时记忆

家在太原

细说晋源那些新地名的历史源流

家在太原

太原那些消失的老地名

家在太原

“韶九巷”名称探源

家在太原

四拗村——武家庄

家在太原

义井村的回声

家在太原

往事如烟典膳所

家在太原

寻访姑姑庵

家在太原

冶峪,抹不去的乡愁

家在太原

拥抱梅山

家在太原

遥想侯家巷

家在太原

程家村,矿机宿舍区的前生今世

家在太原

太原的那些老园子

家在太原

太原的那些老馆子

家在太原

姑姑庵六号,我的童年回忆……

家在太原

记忆中的宽银幕

家在太原

水西门外与镇水神兽

家在太原

桃园路杏林巷的排房往事

家在太原

记忆中的太原老电影院

家在太原

印象·南市街61号

家在太原

我看太原庙前地区之变迁

家在太原

儿时太原同学家与一座城市50年的记忆

家在太原

寻访西校尉营古关帝庙

家在太原

记忆中的“认一力”

家在太原

新泽巷遐思

家在太原

寻觅三圣庵

家在太原

回忆三十年前的太原生活

家在太原

姑姑庵的大水管

家在太原

西缉虎营街上倒灰渣

家在太原

家住五拐巷的童年记忆

家在太原

难忘姑姑庵二十八号大院

家在太原

道不尽的馒头巷——掏大粪

家在太原

儿时的酱园巷

家在太原

盛满回忆的人民市场

家在太原

记忆中的西肖墙

家在太原

道不尽的馒头巷——九号院人家

家在太原

记忆中的“三墙路”

家在太原

老豆腐与高跟鞋

家在太原

记忆里的解放电影院

家在太原

四岔楼的童年时光

家在太原

家住大营盘

家在太原

太原的“十方院”

家在太原

矿机享堂宿舍,一个工业社区的光阴故事

家在太原

西羊市澡堂

家在太原

文庙古巷今安在?

家在太原

晋剧名伶们的西典膳所1号院

家在太原

福民巷里的那个四合院

家在太原

记忆中的老南站

家在太原

历史纪年中的亲贤村

家在太原

老街旧话之四:清和元、晋祠和双塔寺

家在太原

老街旧话之三:围城

家在太原

老街旧话之二:海子边、开化市与校尉营

家在太原

老街旧话之一:督军街、小濮府与柳巷

家在太原

情缘和平路

家在太原

解放大楼忆旧

家在太原

上官巷的昨天和今天

家在太原

太钢六平房的拆迁故事

家在太原

闲聊敦化坊

家在太原

老街老巷老照片

家在太原

我住过的馒头巷4号院

家在太原

太原的坝陵桥与坝陵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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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门的如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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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建:西米市菜铺子

家在太原

短短郭家巷,长长郭家事

家在太原

谁还记得新星大厦的“西游记城”?

家在太原

郭家后人说郭家巷

家在太原

五拐巷的记忆

家在太原

回忆住在新新巷的那些日子

家在太原

梁承建:回忆在并州旅馆日子

家在太原

记忆中的解放市场与解放东巷

家在太原

当年市委院与宿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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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承建:桥东正街记

家在太原

赵国臻:68年前的太原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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