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来到了教育大变革的前夜，推开这扇门，就是一个新的世界。
研究了一辈子中国教育的朱永新，在他61岁的时候，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关于未来教育趋势的《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汇集了朱永新几十年来从事教育研究的成果，“我这本书表面上写的是未来教育趋势，其实是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方案。这些年，我发起民间教育改革实践，一直努力做关于未来学校和未来教育的探寻。”
6月24日晚上，笔者在北京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学家朱永新。
“我们已经来到了教育大变革的前夜，推开这扇门，就是一个新的世界。教育变革不像社会变革那样有强烈的人为干预色彩，但是我们可以主动迎接、主动介入通往未来的教育趋势，这个趋势就可能会向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朱永新说。
图为朱永新写给新民晚报读者的话
1.一本预测未来教育的书
“在不远的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会消失，变成学习中心，没有统一教材，没有了固定年级和班级制，也没有上学、放学时间限制，学生没有寒暑假；上学没有固定的教室，学校的课程是社会供给，老师来自全社会；只要修够课程品类要求、学分修够，就可以毕业获得国家颁发的文凭；
学校不再垄断课程学习和考试，变成了教育服务机构和数据中心；课程是政府教育部门招标、全社会竞争中标的；教师变成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者和学习过程的陪伴者，职业规划师或者人生导师。”
以上这些教育变革，是朱永新新书《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中描述的场景。作家梁晓声读完这本书后，给出了高度评价：“《未来学校》不仅仅是关于教育将来会怎样的预见之书、畅想之书。书中就如何将因材施教做得更好、更有效而阐述的种种方法，必将会对当下从小学到大学的教与学两个向度，产生旨在改变思维模式的深远影响！”
研究了一辈子教育，朱永新说：“最早西方义务教育制度的出现，就是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所以强调的是效率、强调的是规模，要用最少的投入去实现教育规模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个性发展。但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成为人，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把每个人的个性、潜能充分挖掘出来。”
提到这本书缘起的时候，朱永新说，“年前，杜威就写过一本书《明日之学校》。但是年后的今天，学校依然是杜威时代的那个样子。我们按时、按点上课，学同样的课程，学习方式还是班级授课制。如果这些都没有改变，就不可能到达我们理想的教育境界。因此，我在思考，未来学校形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学生要学什么，未来教师从哪里来。”
当年，在读在职博士后期间，朱永新读到了《管理大师德鲁克》这本书。书里讲到德鲁克开车带着自己的父亲阿道夫去看望晚年熊彼特。病重期间的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熊彼特在讲完这段话以后的第八天，就离开了人世。“德鲁克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次谈话，给了他衡量自己成就的尺度。应该说，熊彼特的这段话同样给我很大的心灵震撼，也成为我衡量自己学术成就的尺度，让我铭记一辈子。”
知识应该“学以致用”。朱永新从此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称为“行走的教育学”。
“那时，我已经多年从事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也出版了很多的著作，但坦率地说，我并没有真正走进教育生活，更谈不上影响和改变我们教师的生活。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决定真正地去走近教师，走进我们的教育，发挥自己的作用。”
2.读书写作改变命运
一本书，阅读和写作，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大丰市一个叫作南阳的小镇。父亲在乡村的学校教书，母亲在南阳镇政府招待所工作，工资不高。”
虽然和母亲感情深，但父亲在精神上，对朱永新影响更大。
“我父亲是学师范的，平时话不多，常害得我们兄妹久久地揣摩他的心思。无论做小学老师、做小学校长，还是后来当镇里的文教助理、县聋哑学校的校长，工作上都是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一位小镇上的普通教师，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他曾自豪地对我说：“我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父亲每天早晨5：30，就会准时把还在睡梦中的朱永新从床上拖起来：“无论是酷热难熬的夏日，还是滴水成冰的冬天，都要千篇一律地临摹柳公权帖。尽管如今我的字还过得去，也有人说我的字有风骨，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虽然没能够成为书法家，现在看来，这是父亲给我人生最大的财富。我每天5点多起床，读书写字，或者处理工作，如果每天比别人多工作2小时，一年就多了小时，50年就多了小时，也就是多了整整天，差不多延长了4年的生命！”
朱永新的文学梦，始于初中时期，“当时写了很多诗歌、散文，我不满足只在学校的广播和黑板报发表作品，就开始往校外投稿。那时投稿不需要贴邮票，只要在信封上注明是“稿件”就可以免费寄走了。”
年，朱永新高中毕业后，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大学停止招生。“当时我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了一年，从搬运工、翻砂工到泥水匠小工，吃了很多苦。年，朱永新进入大丰县棉麻公司工作，一年后，大丰县棉麻公司发现了朱永新的写作“才能”，调他到县城工作，当公司的通讯员，写宣传报道。
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朱永新通过高考，离开了家乡江苏大丰，进入了苏州大学的前身江苏师范学院读书。
“年2月，我一个人背着一个自己油漆的小木箱，揣着姨妈送的50元钱和几件衣服，登上去往苏州的长途汽车，向苏州进发时，我才意识到，考试彻底改变了我这个苏北农村男孩子的命运。”
刚进入大学，朱永新读的是政史系。不久，政史系分为政治教育与历史教育两个系，朱永新留在了政治教育专业读书。大三那年，学校急需补充教育心理学教师，决定在大三学生中选拔5人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修班打造。几百名同学报名，朱永新过关斩将，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从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名学员的“准教师”。
年大学毕业后，朱永新留校工作，任苏州大学教育心理教研室助教、副教授。年，朱永新成为苏州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
没做过管理岗位的朱永新为了工作需要，考上了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师从沈荣芳教授。“第一次见面，我就提出把《高校教学管理系统》作为我博士学位的主要方向，沈老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博士生不是为了写一篇论文，而应该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真正地学以致用，是他一贯的主张。”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一书以苏州大学为案例，提出了旨在全面培养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激励性主副修制、必读书目制度等具有一定创造性的教学改革措施，时任分管高等教育的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写序，给予了较好评价。
在一线教了十五年书后，年12月，朱永新当了苏州市副市长，主管全市的教育工作。“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到职业学校，中专、大专到本科，什么都管。”
在获得了同济大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朱永新又接着读了博士后，师从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苏东水。“我认识苏老师，是因为一次看上海的报纸，发现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被苏东水先生的《管理心理学》获得。一个经济学家怎么会写管理心理学的著作？他的书究竟与我们心理学家的管理心理学有什么不同？我就这样成为苏老师的学生。”
3.推动教育改革二十年
最让朱永新骄傲和自豪的，是自己做了20年的“新教育实验”。
在苏州市副市长的位置上，朱永新推动苏州在全国率先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针对应试教育里发现的种种问题，朱永新以个人身份，发起“新教育实验”，强调教育的价值不是考试，也不仅仅是找工作谋生的工具；而是人生的教育，“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年，常州的湖塘桥中心小学邀请朱永新去指导工作。认同朱永新的理念，奚亚英校长决定在学校实施朱永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我刚去湖塘桥的时候，这个学校还是两排破旧的平房，教师也是以农村的青年教师为主体，奚校长也是从农村体育老师刚刚升职担任校长不久，但是她们有激情与梦想，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深刻的变化。”
年，朱永新将自己在湖塘桥的思考和在各地的讲演整理成一本书，叫《我的教育理想》。
年6月，朱永新建立的“教育在线网站”正式开通。网站一开通，就受到一线老师的热烈追捧，短短一个月，注册会员就达到人，远远出乎他意料。后来不长的时间，这个网站就拥有35万教师会员，3万多教师开设了教育博客，网站因此被誉为中国教师的精神家园和中国教师最大的培训学院。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要把教育理念变成行动，必须要靠现实世界里的学校，去实施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朱永新选择了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是小学初中一体化学校，非常合适做实验。为了推动实验，朱永新在昆山玉峰实验学校召开老师、家长座谈会，进行教育动员，争取大家的理解和参与。昆山的一些校长看到了朱永新的演讲内容，也要参与，然后朱永新就成立了“新教育实验”联盟。
“我不是中国教育界最有学问的人，但我是与教师们走得最近的人，近到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吸声。每天早上当我打开教育在线网站，很多短消息就会跳出来，我知道老师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
经过20年的发展，“新教育实验”的研究和推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全国有多个区县教育局、所实验学校参与实施“新教育实验”教育体系。年，日本学习院大学出版的《沸腾的中国教育改革》系统介绍了新教育实验；年，新教育实验入围卡塔尔基金会评选的“世界教育创新奖”(WISE)15强。年4月，朱永新应邀在哈佛大学中国教育论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美教育论坛上做讲演，介绍“新教育实验”。年，“新教育实验”获得国家教育部评选的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朱永新说：“我搞教育改革，只是想告诉大家，义务教育可以做得更好，完全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得更幸福，更主动，更积极。”
年12月起，朱永新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后来又当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从年3月至今，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这些年来，我先后提交了近个提案与建议，我提出的许多建议，如关于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国家阅读节、改进免费师范生政策、关于加强文化立法、、善待代课教师的建议等，被媒体、社会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其中一些被正式采纳，转变为国家的政策。”
不管参政议政的工作有多忙，朱永新都没有放下“新教育”实验的工作。每一年，他会在全国奔跑，考察多所学校的教育工作。
四十年的教育工作，朱永新笔耕不辍孜孜不倦，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6卷“朱永新教育作品”文集，目前，他已经有20多本著作被翻译为15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
似乎是对朱永新教育理念的某种回应，朱永新的儿子朱墨曾师从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和栾梅健教授，读文学方向的博士。读到最后，却不肯写博士论文，也拒绝去大学、杂志社工作。“当时，他说没意思，坚决不肯再读了。又说人生健康第一，开始运动减肥、控制饮食，体重从斤变成斤。我问他怎么养自己？他回答：我就在家里写作、翻译，做自由工作者。”如今，朱墨已经给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七本书，正在写一本书《失重》，内容是关于自己减肥的经历和为什么放弃读博士的故事。
“‘新教育’发展到现在，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期待。但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还是戴着镣铐在跳舞。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彻底、完全地实现我的梦想，办出属于未来的理想学校。”（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