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大事
1.2月2日，中共山东省委明确规定，地委、专署为省委、省人委派出的督察机关，根据省委调整机构编制的意见，3月，惠民专区地专机关开始整编，在撤并工作机构的同时，地委、专署机关编制由人减为人，共精减人员人，其中，充实基层人，退职人，其余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2.2月，全区开展以除“四害”(苍蝇、蚊子、臭虫、老鼠)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3.3月10～18日，在中共山东省委工作组帮助下，中共惠民地委召开扩大会进行整风，对地委书记李峰，副书记赵国栋、崔振华等人进行了错误批判，省委决定并报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李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销赵国栋地委常委、副书记职务，给予崔振华党内警告处分(年1月平反)。
4.年春，中共惠民地委、专署从天津郊区聘请余名水稻技术人员，推广在盐碱地试种水稻的经验，获得成功。
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资料片）
5.5月，全区贯彻执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迅速掀起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
6.7月，专署组织邹平、齐东、惠民等县3万余人在邹平县好生区建立炼铁厂进行钢铁会战，并先后调集大批民工支援淄博市钢铁生产，在区内建起一大批炼铁炉，进行土法炼钢，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
7.8月，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北镇师范学校改建为师范专科学校，同时附设中学师资训练班。
年9月，毛泽东发出“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城镇、农村、机关、学校、工厂普遍建立民兵组织。图为英姿飒爽的农村民兵走向田间参加劳动。
8.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区掀起撤区、乡，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9月20日，全区15个县建立人民公社处，其中今境以内处，98%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实行大兵团作战，掀起了农业“大跃进”热潮。
9.9月1日，医院附设护士学校(滨州卫生学校前身)建立。
10.9月，韩墩引黄闸和灌区工程全面开工。翌年3月13日引黄闸竣工，17日试放水，9月正式引水灌溉。引黄闸在上游正常水位13.5米时，过闸流量为立方米/秒；上游水位16.5米时，允许过闸流量为立方米/秒。灌溉面积包括滨县、沾化、利津三县约万亩土地。因防洪水位提高，年2月改建新闸，10月3日竣工，设计引水位12.88米，相应大河流量立方米/秒时，引水流量60立方米/秒，灌区包括滨县、沾化两县控制面积万亩，实灌41万亩，还供给沾化电厂和胜利油田的一部分工业用水，并解决沿海地区部分人畜饮水问题。
11.10月，全区农村掀起大办集体食堂的热潮，入食堂就餐农户占总农户的82%。年以后，农村食堂陆续解散。
12.10月，邹平县文艺代表队赴省汇演，被选拔参加省跃进歌舞团，进京汇报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接见。
13.10月30日，中共山东省委通知，惠民专区与淄博市合并为淄博专区，地专机关由滨县北镇迁驻淄博市张店，同时，撤销阳信县，并入无棣县；撤销滨县并入惠民县；撤销齐东县，析入邹平、博兴两县；撤销利津县并入沾化县；由广饶县析置专署直辖孤岛人民公社(由惠民专区渤海湾资源开发局改建)。至此，淄博专区共辖一市六县和一个直属公社；惠民专区原辖商河、乐陵、临邑、济阳四县划归聊城专区。翌年9月，上述四县合并为商河、临邑两县划归淄博专区。
时代印记
人民公社的来龙去脉
全区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仅用十几天，就建立起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
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在此指引和鼓舞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发热，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惠民专区的第一个人民公社——黄山人民公社，于年8月12日在邹平县成立，走在了全区乃至全国的前列。
在此带领下，全区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9月，整个惠民专区仅用十几天时间，就将区、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县为单位进行合并，使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化体制在全区一挥而就。据年9月13日统计，全区已办起各种名称的人民公社处，占全区乡、管理区总数的70％。截至9月下旬，全区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实行人民公社化体制。从此，乡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分社社员代表大会，乡人民委员会即为分社管理委员会。在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大队、生产队和各专业办事机构。
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还普遍对农民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制度。按照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全区各县大办民兵师，搞全民皆兵。社长兼任师长，书记兼任政委，社员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生产采用“大兵团”和“野战军”行动方式。“民兵师”像作战一样，不但在田间安营扎寨，而且人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吃住在哪里。收割庄稼、刨地瓜时，大批人员因感觉与己无关一哄而过，满地粮食，无人去捡，致使熟透的地瓜烂在地里，大豆爆在地里，最后直接用犁一耕了事，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和损失。
为充分体现集体生活，全区人民公社基本实现“公共食堂化”。截至10月10日，全区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户达到全区农户总数的82％。另外还有托儿所、幼儿园以及福利院等若干处。有的公社不仅在生产方面把原高级社的生产收入、公共积累以及社员的农具全部充公，而且在生活方面还搞吃饭不要钱的所谓供给制，命令各村社员集中居住，统一调配，统一行动。这些做法，造成了社员的极大恐慌和不满。他们把好衣服穿在身上，贵重物品携带身边，杀鸡宰羊，不知所措。这样做的结果，使集中的农具丢失、损坏率达70％，家禽、牲口几乎全部杀光，砍伐后树木也所剩无几。
据年底统计，全区工业总产值7.2亿元，比上年增长％；粮食总产18亿公斤，比上年增长51％；棉花总产万公斤，比上年增长90％。粮食虽然取得了大丰产，但是由于开展“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大呼隆，使农民以至整个国家并没有真正得到粮食的丰收和受益，从而造成年春天广大农村出现粮荒，农民生活严重困难以及水肿病、干瘦病等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发生。
在集体食堂吃饭。（资料片）
纠正“左”倾错误，开展整社工作，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管理体制
此后，按照党内纠正“左”倾错误的表述，中央从年12月起至年4月，在农村进行一次人民公社的整顿。惠民专区在当时所属的淄博专区，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委指示，整社工作于年1月普遍展开。对全区人民公社的体制、各级生产组织的职权范围、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劳动力安排、包工包产、勤俭办社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和处理。
年3月上旬至4月下旬，中央检查、总结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正式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有关意见和报告。淄博专区各县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落实了“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整社方针，对“一平、二调、三收款”（指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集体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向集体和社员乱摊派收款）的“共产风”进行了必要的纠正。
经过半年多的整顿，农村人民公社中的所有制问题得到了解决，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共产风”、高指标和强迫命令、瞎指挥等“左”倾错误得到初步遏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全区的农村人民公社整顿工作至年春节前结束。但是，由于当时仍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左”的思想体系下进行的，经济上的混乱局面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大跃进”和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停止了。
根据既便于群众又便于领导原则，调整公社规模，有大公社、小公社之分
年5月上旬，地委按照既便利群众又便于领导的原则，对人民公社的规模进行调整。调整工作分两种形式进行。第一种是县以下设区，区以下再设小公社。执行这样情况的6个县，即：桓台、博兴、惠民、滨县、邹平、高青；第二种是原大公社未动，公社内加设管理区。执行这种形式的也有6个县，包括：广饶、沾化、无棣、阳信、利津、垦利。这样，全区共有县辖区62个、社73个，共计个区、社级单位。每区（社）平均人口为3.24万人。调整后的区一般为1万户左右，即相当于原大公社规模。而调整后的小公社则在0户至户之间，规模缩小了近10倍，起到了便于领导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各县又把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按照群众意见进行了分解性的调整，使生产队数量扩大了7—8倍，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每个核算单位均在50户左右。此后根据调整意见和群众要求，各县又对区划进行了反复调整。到年全区共有区个，每区平均人口3.05万人，区辖小公社个，每社平均人口人，每区平均管辖社数为6.6个。
体制的调整，政策的放宽，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面撤销人民公社
此后，人民公社体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全国基层的基本组织机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全面撤销，退出历史舞台。
撰稿：张文闫少青顾超峰
往事钩沉（一）
大跃进：我们也曾“放卫星”
响应上级的号召，从年冬至年春掀起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擂响了惠民专区“大跃进”战鼓的第一锤。据统计，自入冬以来，惠民专区有万名社员日夜奋战在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截至11月底，全区共计深翻土地23万亩，打新井23眼，积肥万车。在此期间，《大众日报》对博兴县10余万男女整半劳力投入冬翻运动，仅4天就深翻土地亩，深度均达2尺以上的做法进行了报道和推广。
“反保守、促跃进”，年初对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一改再改、一升再升
在全党上下“反保守、促跃进”的号召下，惠民专区的“大跃进”运动一哄而起。年3月25日，地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教育干部，端正思想，明确整风的目的，抓住“双反”这个纲，将整风、生产“拧”在一起，保证整风、生产双跃进。进入4月，全区农村中反浪费、反保守，教育干部保持廉洁、清正的作风，成为整风运动年的主题。与此同时，地直机关的“双反”运动也相继进入高潮。开展运动仅一周时间，就贴出揭露干部贪污、浪费以及作风问题的大字报张，平均每人写89张。“双反”运动的开展，虽然对各级干部在生产、财务、粮食、互利政策等方面的违规、混乱现象起到了遏制作用，取得了正党风、合民意的效果，但是其中的反保守却与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相吻合，进一步助长了严重浮夸风的形成。
年1月，惠民地委提出了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20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公斤的跃进指标。此后，随着批右倾、批保守的深入开展，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一改再改，一升再升。到2月，全区的农业生产指标重新确定为：本年度灌溉面积翻三番，养猪积肥翻两番，棉花产量翻一番；明年全区粮食产量过“黄河”，提前8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这大大超出了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增长幅度。
打算放“大型卫星”：亩产地瓜公斤、水稻公斤、棉花公斤
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高潮。惠民地委、专署从5月下旬开始，迅速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县，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此时正值全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时，地委、专署在已出台《农业发展五年规划》、《工业发展的初步规划》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五年初步规划》的基础上，又于6月8日分别修改和制定了《发展乡社工业规划》和《水利建设规划》。对工业、农业和其他各条战线均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指标与要求，这样使“二五”计划一开始就跨入“大跃进”的轨道。
《乡社工业规划》的目标是：各乡社迅速建立和发展铁木农具修配厂、肥料厂、饲料粉碎厂、低标水泥厂、粮食加工厂、缝纫厂、棉杆扒皮厂等企业。要求所建企业7月1日“星罗棋布”，8月1日“开花结果”。全区计划当年建厂2万处，争取建成0处。
《水利建设规划》提出基本实现全区水利化。为此，专门成立“惠民专区渤海湾资源综合开发工作委员会”，盲目开展水利开发工作。例如，沾化县修建了南赵水库，占地16.5万亩，蓄水1.5亿立方米。由于缺乏经验，工程不配套，库水利用率仅为15％，致使库区土地次生盐渍化，水库于年废弃。
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由于“拔白旗”、“放卫星”的压力，惠民专区各县、乡、社争相虚报估产指标。例如，广饶县西商乡五星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实际是90公斤，比上年增产51.5公斤。但是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他们提出种冬小麦亩，其中亩产公斤的亩，亩产0公斤的0亩，亩产1公斤的1亩，亩产公斤的亩，亩产0公斤的50亩，亩产公斤的3亩。
为实现“大跃进”指标，地委领导提出了全区发展乡社企业80个、实现粮食17.5亿公斤的跃进指标，而且要求各级党委以政治为统帅，深入加强思想教育，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力争把亩产地瓜公斤、水稻公斤、棉花公斤的“大型卫星”送上天。
大炼钢铁。（资料片）
年惠民专区制定了当年生产生铁6.9万吨、钢吨的目标，砸锅砍树，大炼钢铁
在全国以及省委的号召鼓舞下，惠民专区也大张旗鼓、热火朝天地展开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大跃进”。
年7月，地委就贯彻执行省钢铁会议的指示，要求全区贯彻小型为主，土洋结合，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的原则，掀起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工业运动。就当时的山东省而言，冶金工业是全省的薄弱环节，而在工业相对落后的惠民专区，冶金工业更是无从谈起。年全省生铁产量是零，钢也只有2吨。但是在年的钢铁生产计划中，仅惠民专区就定出了不切实际的当年生产生铁吨，钢吨的庞大目标。
为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回收废旧钢铁，将金属农具、钢铁制品，有些地方甚至连群众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一并炼成钢锭。焦碳不够就以木代煤，大量砍伐树木。同时，在土法上马、自力更生精神的感召下，为解决运输工具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问题，地委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发动，社社造轴承，人人造滚珠，苦战15天，实现大车、小车、水车等主要工具滚珠轴承化。这样，全区共建起29个滚珠轴承车间，84个铁业厂，大量招收工人，大量制造滚珠轴承。
炼铁运动中，全区的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工厂工人等各条战线包括农村所有劳力一起出动，昼夜苦干。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科学的生产技术，虽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所生产的钢、铁杂质多、质量差、铸件发脆无法加工，大部分为废品。
撰稿：张文闫少青顾超峰
往事钩沉（二）
“除四害”：麻雀遭遇灭顶之灾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这是当时在全国流传的一句口号，麻雀的“罪状”就是偷盗国家粮食。年，全国性的“除四害，讲卫生”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年，全国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直到年，麻雀才从“四害”中去除。
“除四害”运动让麻雀遭受灭顶之灾，数量骤减。
捕捉麻雀。（资料片）
年全国掀起全民灭雀运动，山东省被要求5年内消灭麻雀
“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华人女作家韩素音看了北京灭雀运动后，在《麻雀即将灭亡》一文中写到。
年5月18日，北京市发出通知，提出“大战三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连明赶夜，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打击。”当时《人民日报》刊发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三天内，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树上，鞭炮齐呜，竹杆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强迫麻雀飞翔。政府和民众还组织火枪队分布有效防线，阻击围歼，并在一定的地方施放毒饵。当时有麻雀甚至因为无法安歇，直接累死从天上掉下来。文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只。”
从年3月起，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本来在年修改的“除四害”条文中要求，“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但在当时“大跃进”的情况下，消灭麻雀的期限大大提前，北京市的期限被定为两年，而山东省被定为五年。
惠民专区“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同样轰轰烈烈
“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在惠民地区同样搞得轰轰烈烈。
据《惠民地区卫生志》记载，“为贯彻中央精神，惠民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专署召开行政会议，迅速掀起了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运动。”年2月6日，惠民专区爱卫会制定了《年除四害消灭疾病计划（草案）》，要求大力消灭四害，加强卫生管理和监督工作，预防各种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当时要求的标准是，创造更多的“三洁四无”的村、乡、社区和单位，提出室内、院子、街道洁，无蝇、无鼠、无蚊、无雀。
年，全区60%以上的村“白天到处工具响，夜里满村是灯光”。从年初到年底，每逢节日必进行卫生突击。仅春节期间，全区就有万人参加了卫生运动。当年所取得的成绩也非常显著：全年全区建设“三洁四无”村个，扫除垃圾6.13万大车，填坑洼个，修正街道万米，改良厕所1.40万个，改良水井眼。而作为主题之一的“除四害”运动，年灭鼠2.31万只，捕雀达万只，掏雀蛋65.5万个，挖蝇蛹1.5万市斤。在此之后，除四害运动经常有突击活动，比如年1月到3月15日，整个惠民地区共组织突击队个，队员人。捕鼠万只，捕雀万只，堵鼠洞个，毁雀窝个，挖蝇蛹2.6万斤。
拍苍蝇。（资料片）
村里的孩子是“除四害”的生力军
宣传运动，学生们会举着小牌牌，上面写着“除四害”三个大字，然后小字标注上“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还会用绳子在每个下面挂上除去的“四害”，将它们“游村示众”。
大人们都忙着下地干活，孩子们不得不完成学校交付的任务。学校要求学生们上交实物：比如捕到的麻雀、苍蝇、蚊子及老鼠尾巴，并规定数量。当时每家都配有苍蝇拍打苍蝇，孩子们有空就拿着拍苍蝇。知道麻雀晚上不会动，孩子们就打着手电筒，晚上去掏麻雀窝。
年中央指示：“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从国家层面看，“灭雀运动”之前乃至进行中，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许多科学家就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不过直到年3月18日，毛泽东才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年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的报告中，谈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时说：“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至此，麻雀才完全从“四害”中去除。
撰稿：张猛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