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guidefor
EastAsia:NewHistorybyMurphey,Rhoads,ISBN8
第1章东亚：共同基础和地区差异
东亚人（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和日本人）在体格方面都十分相似。在东亚各国内部（特别是在人口较多的中国和日本），存在一些各有体格特征的亚型人群。但是，随意找出任何一个东亚人，如果仅从外表判断，他可能属于（或被误认为）这四国中的任何一国。要正确判断东亚人的国籍，必须从文化方面来确认：语言、服饰、步态、发型和行为举止。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朝鲜人和越南人，在种族构成上都是混合的。特别是中国人，实际上是由许多原先独立的群体经过长时期的通婚和融合才形成的。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中国“人种”、日本“人种”、朝鲜“人种”或越南“人种”。
朝语和日语是亲属语言，说明朝鲜人和日本人的共同祖先来自东北亚某地的族群。不过，这种联系并没有使两种语言达到可以相互理解的程度。越语和汉语有远亲关系，而汉语口语和日语是互不相关的。不过，在长期的文化引进过程中，日语和朝语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中文词汇。在这方面，东亚很像欧洲：虽然欧洲人有基本相似的体格（如德国人甚至瑞典人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各有不同的形体特征），但整个欧洲内部按照地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被划分成各个国家。前现代欧洲以拉丁语为学术界和外交界的国际通用语言；东亚则采用中文书写体系，并因此发展出共同的文化和区域交流结构。东亚各国通过这种结构，学习和引进中国文明。因此，在欧洲和东亚，拉丁语和中文分别象征着各自地区内在的文化统一。
朝鲜人自称是中国老大哥的“小兄弟”；越南人和日本人在满怀热情地吸收中华文化时，也对中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中国文明很早就形成了极为成功的模式。可想而知，最后其他东亚国家都将以中国文明为榜样。中国富裕、强大，有发达的文化，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对朝鲜、越南和日本来说，当他们意识到中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在本国移植中国文明模式就成为明智之举。朝鲜和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中华帝国扩张版图的过程中，两国都有过被整合进中国统治范围的历史，最早按照中国模式再造了自己的文化。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绝和海路的艰难，日本自身发展较为缓慢，公元8世纪之前，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影响很是微弱。此后，日本出现了第一个有效的政权，向中国成功地派遣了数次使团，同时，在这个政权的努力下，全面引进中国古典文明。
中国显然是最大的国家，比整个欧洲或美国都要大，因此，在其内部存在着最大的地区差异：既包含原先独立的闽粤两省的文化，又包括至今仍然不同的西藏、*和内蒙古的文化，还有在南方地区许多小岛上的古代文化残留。中国的大部分省都和欧洲国家差不多大，而且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区域文化，正如美国的缅因、亚拉巴马、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等不同州之间的差异一样，不过中国的省在地区方言方面的差异要大得多。伴随着帝国而来的，不仅仅是中文书面语的流行，还有汉语口语标准形式的推广。事实上，全国统一的汉语口语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作“官话”，意思是官员用于交流的语言。那些独立的语言，比如广东话和福建话（闽南话），仍然继续存在，人们在当地使用这些语言。但在全国各地的学校，长期以来都使用官话进行教育，官话因此得以家喻户晓。广东话在和全国其他地区语言的长期整合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独立色彩，现在几乎所有的广东话词汇都来自标准的汉语口语，虽然这些词汇的发音与官话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福建话。总之，虽然地区方言和地区文化仍旧存在，但是，标准的汉语口语（即“普通话”，其相应的英语词汇是“mandarin”，来自葡萄牙语“官员”一词）在全国基本上可以做到畅通无阻。
1.1分界线和本部
作为一个区域整体，东亚以中国为分界线与世界的其余部分相隔开来。东亚的西边和西北边是崇山峻岭（包括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北边是蒙古草原和沙漠，东北是被大兴安岭隔出的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是个很明显的次级地理单元，被长白山和鸭绿江峡谷从中国东北地区分隔出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华南进入越南，而越南则被高山阻断了与印度支那半岛其他国家的联系。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的孤立性是很明显的，在其东部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日本对外联系的障碍。可以理解的是，在日本所孕育的文化应该被看作是大东亚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与近邻朝鲜的联系最早、最密切，并且通过朝鲜与日本文化的源泉——中国文明发生了密切联系。
整个东亚处于“季风亚洲”的范围之内，雨热同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产农业耕地。农业是财富的源泉，是中国文明的“燃料”，农业所提供的剩余农产品支撑着帝国政府和高度发达的文化。正是在农业技术从中国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的过程中，中国式文化被建立起来，中国人独特的土地观和人地关系观也传入这些地区。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大自然是慷慨的，也是仁慈的，大自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潜力：作物漫长生长期所需要的适宜气候和总体上较为充足的雨水，广阔的平原地带，河流峡谷所堆积的肥沃的冲积土壤。东亚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没有他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关于环绕东亚的大山和沙漠屏障之外的西边、北边和南边的种种极端现象：太冷，太干燥，太热，或者丛林密布、过于蛮荒。东亚以外地区的人大部分还不会使用文字，也不会使用铁骑或建造城市，过着游牧或渔猎的部落生活。因此，东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人远远不如自己先进和发达。特别是中国人，他们和西方、北方边境的游牧部族有过接触，认为自己所占据的土地是仁慈的“天”赐予的礼物，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井井有条，处于一种适度的均衡状态。
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作“中国”。这个词不仅意味着地理上的居中位置（如同所有文化都将自己置于地图的正中位置一样），也表示在环绕周边的种种极端之中坚持中间道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中庸之道。中国人发现，一旦离开中心之地进入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亚沙漠或者闷热潮湿的东南亚，环境也好，文化也好，都会很快地衰退。中国人对重重高山之外的西方略有了解，但是几乎不清楚印度或者印度以西地区的情况。他们从自身经验判断，在崇山峻岭之外都是“野蛮主义”。这种观点自然会强化他们对自身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性的认同。中国人的世界观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中”这个汉字表示中间或中心，横折线则代表中国人在向西探索时所可能发现的“文明”上升曲线。这个曲线代表文明发展的不同程度，以中国文明为发展顶点，当越过东亚的界限后，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化，文明的程度就会急速地下降。朝鲜人、越南人和日本人继承和分享了这种观点。实际上，东亚被看作是一个伊甸园。它肥沃的土壤提供了世人羡慕的世外桃源。在东亚，最严厉的处罚是驱逐出境。在这个受保护的家园，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高产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的生产力是中国繁荣的重要基础。直到19世纪，中国人所享有的物质福利和相应的文化技术的水平，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所有这些，都由一个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来管理和指导；而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和运河网，以及统一的书面语言，则将整个帝国联系在一起。
从这些发展中，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自然观。中国人强调要珍惜大自然，提倡以人力促使大自然更加多产。与现代西方的自然观不同，在中国人眼里，大自然不是敌人或目的，人类也不是宇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自然的伟力，人类自身只不过是天地万物中渺小的、次要的部分；从哲学和实践上来说，人类都需要去适应自然、润饰自然，而不是企图去对抗自然。这种自然观鼓励人们要精心莳弄土地，而不是剥削或掠夺土地。但不幸的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这种自然观并没有阻止中国人对森林的乱砍滥伐。砍伐森林是为了给农业发展腾出空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使土地更高产，但砍伐行为多了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水土流失、河流和水利工程淤塞、水井干枯和洪水泛滥。关于滥伐的危险，很早就有许多较有远见的警示之语。但是，只要树木植被挡了农业的道，这种行为还是会被认为是必要的。相比较而言，采矿——掠夺地球的躯体、挖洞以采掘矿物的行为——是被人们所鄙视的。那些参与采矿的人几乎被等同于罪犯，为社会所摒弃。
1.2自然观
这些尊重和热爱自然的见解，当然属于有文化的精英阶层。他们留下了相关的文字记载（或绘画作品）。然而，是农民这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阶层在从事实际的劳作。对于今天的我们，他们是无声的。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农民响应了精英们的自然观，精耕细作，精心莳弄他们的土地。农民们所处的环境，常常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发现仁慈的自然力的另一面。他们一般认为，与农民自身或整个人类相比较，自然力是更强大、更值得崇拜和更值得讨好的。精英们在风光胜地建造亭阁以观赏自然，农民则用田里出产的泥土和稻草建造供奉土地爷的村庙，庙里的神像不时都会换上崭新的纸衣；人们会在时令佳节奉上佳肴、鲜花等贡品，祈求土地爷保佑有个丰收年。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的绘画和诗作，以对自然充满挚爱的描绘而闻名于世。当然，这又是精英的贡献。他们的作品穿越时间隧道，向我们诉说和展示独特的东亚风格。唐朝诗人李白（年—年）的七言绝句《山中问答》写道：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北宋画家郭熙（约年—年）写道：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绘画和诗歌可以是同一种自然观的不同表达。实际上，自宋朝（10世纪）以来，大部分诗人都是画家，反之亦然。作为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担任政府官员。诗人和画家劝导读者（观赏者）在更广阔的自然世界中忘却自我，将琐碎杂事逐出头脑并努力摆脱人世的喧嚣。山脉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最小，基本上处于自然状态。因此，深山老林是获取智慧、思考宇宙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重大问题的良好场所。在画作中，山里住着圣人。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其形象或者是小个子的樵夫，或者是渔夫，或者是牵着耕牛的孤独农夫，或者是隐居在山脚小河旁的小村屋中的隐士。内中含义十分清楚：大自然比人类更高贵、更重要，人类社会要从对自然的沉思中获取和平与智慧。帝国行政力量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被用于农业经营。农业成为古代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支撑力量，其重要程度为古埃及以来世界文明社会所仅有。皇帝要履行的最重要的仪式功能是每年都要在京城天坛举行祭天仪式。在仪式上，皇帝象征性地扶犁耕地，向上天祈求岁岁丰饶。质疑或攻击大自然的行为违背了天地万物的大秩序，特别是，这种行为被认为会扰乱东亚社会原有的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
1.3农业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种自然观并没有阻碍东亚人改造环境。或许，这种改造的范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广泛。在东亚，这种改造的目的是为了种植水稻（通过人工浇灌）。为此，人们砍伐森林、愚公移山，改变大自然原有的地形地貌。早在史前时代，水稻这种农作物就从越南传入中国；后来因其高产，成为华南地区和北方部分水情较好地区的主要作物，再从华北传入朝鲜和日本。最早传入中国的水稻品种适应于温暖的热带气候，随着稻作农业的北移，耐寒的稻种出现了。新稻种的培植可能是在华北和朝鲜进行，然后传入日本。但新稻种后来却被命名为“Japonica”（“寒地水稻”，本意为“日本产植物”）。直到最近，日本的水稻产量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水稻是一种很费力的农作物，特别是因其最早是生长于印支半岛的一种水生植物，故其对水的要求很高。人们先把稻种在备好的培植田里，待其出秧后，再将秧苗移出，一排排整齐地插到水田里。水田的准备是：先犁开田地，再放水进来，然后来回搅动。通常这些工作都是由农民驱使水牛来完成。所有这些劳作都是极其艰苦繁重的。原先犁出的成块的肥沃土壤经过牛蹄的“捣制”（压实）变成厚重黏稠的泥浆，这样就不会使水田里的水渗漏出去。在水稻生长期，要确保稻田的蓄水量，但在收割之前数周却要排干水田，让谷穗长得饱满坚实。在整个生长期，要仔细地给稻田人工除草、施肥。当然，直到最近，肥料主要是使用腐熟的人粪肥（西方传教士称之为“夜土”）。滋润稻田的灌溉系统是复杂的工程，其建造和维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中国其他干旱或山区地带，则主要种植耐旱的小麦、小米和高粱，同样需要密集的人力劳动。
这里的农业系统不仅适合于东亚的气候、土壤和平原地形，也适合于东亚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农业劳动力。人口增长导致农业产量的增长。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增加了耕作的劳动密集性；更多的人自然也会产生更多的“夜土”，这也有助于产量的提高。产出的增加（包括那些因人口增长而新开辟的土地的产出）促使人口缓慢增长，直到农业产出再也不可能增加为止，但这已经是18世纪末的事了。农业要继续发展，需要新技术，比如化肥、改良的作物品种、水坝和动力驱动式水泵，而这些都是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的工业成就。随着农业发展的停滞，东亚人所享有的物质福利水准也开始下降。开始是缓慢地，但到了19世纪，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了。日本在年之后，急切地寻求西方社会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技术进步，对整个国家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避开了这个“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其他的东亚国家却越来越贫穷，接踵而来的是饥荒和叛乱，最终革命出现了。然而，两千多年来，和东亚文明的其他部分一样，东亚农业在世界上一直居于前列，为东亚的伟大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有幸拥有辽阔的平原，比如华北东部（*河流域冲积平原）和长江下游河谷地带。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中原王朝从北往南的推进，南方地区缓坡和斜坡的土地也被加以开发耕种。当时，稻米是东亚人所知道的亩产热量最高的农作物（特别是经过上文所描述的精耕细作之后）。为了增加稻米产量，人们平整坡地，造出有边墙的梯田，每块梯田都从坡顶引水灌溉。越南、朝鲜和日本的山地居民也在使用这种艰苦的劳动技巧。修建梯田对环境的影响仅次于砍伐森林。这两种行为的根源都是人口增长的压力，也都违背了东亚社会的自然哲学观。但是，两种行为共同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群体。
实际上，稻作农业是相当稳定的农业系统，大量使用人粪肥和其他有机肥（如河泥、秸秆和混有人畜排泄物的住屋地土）。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同一块土地可以种植同一种作物，而在南方地区每年可以种植两种甚至三种作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地的产出并没有下降，甚至还会增加，原因在于增加的人口促进了土地耕种的劳动密集性和肥料使用的密集性。人粪肥可能会携带致病细菌，不过农民自有解决办法。通常的做法是将人粪尿倒入家家户户都有的粪坑，使其腐熟，其作用有二：一是将多余的氮释出，以免灼伤作物根系；二是利用腐熟过程所伴生的高温和发酵反应消灭致病细菌。19世纪以来，许多西方观察家对城镇周边农作物分布的“同心圆”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种圆的大小依城镇大小而定。对于较大规模的城镇而言，其半径大约在48公里之内。由于水运系统为大城市粮食补给所必需，环绕大规模水运集散地的“同心圆”半径也在大约48公里之内。
居住在低地平原和河谷地带（特别是富含肥沃的冲积土壤的三角洲）的人口特别密集，而越南、朝鲜和日本的大部分国土以及半个中国都是山区地带（特别是在无法发展农业或处于边际产量递减状态的地区），人烟稀少甚至无人居住。现代人口分布图显示，在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区的干旱地带，人口密度同样很低。而且，直到今天，这些地区基本上没有永久性的耕作农业。生活在这些地区的非汉族居民主要从事游牧式的牧羊业，在零星分布的绿洲地带则有一些灌溉农业。中国文明总是依赖于农业。汉人不会在无法发展农业的地方定居，这些土地上的人口和文化属于其他民族和文化。不过，到本世纪，中国政府控制了这些边缘地区。在迁入汉民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在这些草原沙漠边缘地区和青藏高原大规模修建铁路，引进新的灌溉技术。直到今天，居住在中、越、朝、日四国丘陵和高山地区的居民仍会使用“游耕”（刀耕火种）的耕作技术，即通过焚烧树木后产生的灰烬来改善贫瘠的山地土壤，然后种植生长期较快的作物，一两年后地力耗尽即予抛荒。这种耕作方式养活不了多少人，人们还得通过狩猎和采集来补足食物。
总的来说，东亚环境具备潜在的优越性。但是对水稻农业而言，为了能够有效地产出，一方面，需要在灌溉、耕种和施肥等环节投入相当有组织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东亚人的努力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这里的水稻产量居于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常受到周期性旱灾的困扰。当然，东亚其他地区也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这样，要提高产量，水利灌溉设施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口会一直增长到最佳状态下的农业产出所能供养的极限。由于在许多年份这种状态都不会一直维持在最佳，所以人们想尽办法来保护农业体系的运作，抵御荒年。情况还不止如此，还是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饥荒常周期性地出现。这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包括19世纪铁路出现之前的西方。饥荒和旱涝一样，基本上局限于本地，最多也只是区域性：某地作物歉收、当地人挨饿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谷物这样的大宗笨重商品从粮食盈余之地运出。国家会在饥荒区尽其所能地分配粮食，但缺乏应对作物歉收及其后果的诸种手段。
1.4社会运行规则
频频出现的自然灾害，使人们认识到大自然的威力，也意识到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人口主体的农民反映了社会精英对自然界的态度。他们强调倾听自然、适应自然的必要性。《论语》是中国儒家的经典，描述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是如何反映主宰宇宙、天体运动和四季交替的“天道”。孔子（约公元前年—前年）在《论语》中表达了他对人类道德法则的看法：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东亚人坚信宇宙运行法则的存在，认为人类社会的运行也是有规则的。但这种理念同样是建立在实用性的基础之上。个人行为规则在他或她一生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被认为是防止社会秩序紊乱和实现儒家目标——“和”必不可少的因素。这种思想完全不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美国人重视一种不太严谨的概念——“自由”（liberty/freedom），崇拜个人，极力推崇个人行动的自由。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革命者骄傲地将“别惹我”印在他们的战旗上；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则高唱“别管我”这首歌。可以说，美国社会的特点就是个人主义和竞争。
但在东亚人看来，“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规则的约束，社会必将陷入动乱。在东亚人的语言中，找不到和我们所熟悉的“自由”一词相同的词汇；最接近的同义词的意思是“没有规则”。这种状态会导致社会总体秩序的紊乱，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乱”。乱是所有社会灾难中最令人恐惧的。如果社会“乱”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每个社会成员都将承受痛苦。在东亚，无论发迹还是失意，个人始终从属于某个群体：最主要的是家庭，然后是家族或宗族（更大的血缘组织），接着是村庄或市区，再往上就是范围更大的国家；在现代社会，就是工作单位或公司（雇主），而在当今的中国则是政*。对个人目标的追求、雄心壮志和竞争会被认为是自私的和破坏性的，当然很多时候确实如此。反之，强调共同工作的群体具备巨大的集体力量，最能够推动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人的利益。
中国俗话说，“知足常乐”。我们必须承认这句话至今仍含有很普遍的智慧。群体就像某种互利互助的社会，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同时也充当群体利益的维护者。对东亚人来说，依赖群体乃是天经地义，即使这种依赖的代价是个人对群体利益的服从和个人自由的缺失。儿子要服从父亲和长兄，女儿要服从母亲（出嫁后则是婆婆），妻子要服从丈夫，最后，所有人都要服从最年长的男性，通常情况下他是家中的老祖父。若他不幸去世，则会由老祖母取代他的地位。年纪大的人得到人们的尊重，而男性一直占据东亚社会的主导地位（虽然近年来这种地位在逐渐削弱）。东亚社会森严的等级特点容易受到现代西方人的批评，但它确实发挥了最小化社会冲突的作用。人们安于各自的社会地位，一般不会去挑战社会等级体系。
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古代东亚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今天的东亚）最大的缺陷，可能是对妇女的压制。从以下事实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女儿们一出嫁，就不再是父母家的一员而成为夫家的成员。因此，儿子们一直都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父母步入老年时。他们要在父母去世之后披麻戴孝，还要承担延续宗祧的重大责任。女儿可能会和儿子一样受宠爱，但务实地看，儿子必定会更受宠。这个令人遗憾的传统使东亚社会至今还远未实现性别平等。
三代之外（一般是指三世同堂的三代人，即父母、子女和依然存活的祖父母）是更大的社会网络：家族、宗族、村庄或市区。在这些网络中，根据不同的身份，每个人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都有服从的义务或掌握一定的权力。东亚的亲属关系比西方社会重要得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人们设计出比西方详细得多的亲属称谓，比如：叔伯（父亲的兄弟）、舅舅（母亲的兄弟）、堂表兄弟（或姐妹）。此外，还有一系列指称远亲和姻亲的称谓。实际上，婚姻首先是家庭之间签署的一个合同：通过联姻，每个家庭都获得了可以依赖的其他家庭的成员，这无疑增加了群体的资源。在亲属系统内，每个成员都要为其他成员的行为负责，正如每个成员都从任何一位群体成员的个人成就获得利益或荣耀一样。如果这个扩大的家庭中任何一位成员犯了罪，所有的成员都要负连带责任（通常也要受到惩罚），而任何成员的可耻行为都会使全体成员脸上无光。这种集体责任形式实际上是对犯罪或出轨的社会行为的一种主要的威慑力量，至今仍在东亚社会发挥作用。直到今天，东亚社会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东亚人有这种独特的“集体责任”。
另外，对于成员个人赢得的荣耀或利益，群体内的其他成员也能够“与有荣焉”和“利益均沾”。这有助于人们解释比如“为什么东亚家庭会如此重视子女教育（特别是儿子）”的问题。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和美国人的子女相比，东亚人的子女在教育上获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东亚独特的“集体责任”体系。在东亚，教育是全家的事业。人们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认为只有教育和学问才是获得世间成就和社会威望的最佳途径。而且，通过重视教育获得的成就是可以由全家所共享的。中国历来有一种传统，全村或全镇会集中资源资助一位极有前途的本地小男孩，使他能够度过苦读儒家经典的“十年寒窗”，然后参加科举考试。若能高中，他就有机会被拔擢为朝廷官员。这个成就会给本村或本镇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和无上荣光。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矗立在某些地方路口的旌表本地某位功成名就人士的牌坊。过去，群体的努力及其联合力量与东亚社会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有很大的关系；今天，东亚群体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解释东亚社会在现代世界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今，日本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经济增长率方面则居于世界前列；日本崛起成为战后世界工业和技术的领先国家，并创造了新的增长纪录。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群体共同努力的力量。
所付出的代价是东亚缺乏很个人的自由，还有使大多数个人服从于他人的社会等级秩序的盛行。在东亚，个人总会被归属于精心设计的身份群体，每个人都会按照长幼尊卑原则找到自己的位置。人们可以发现这种状况仍然存在于日本人见人就鞠躬的习俗当中：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互相鞠躬的两个人中有一个人会比另一人鞠得更低。这是因为后者的身份或地位更高（主要根据性别、年龄和地位来判断）。某些人或身份群体高于其他人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和孔子。孔子虽然不是这种观念的创始人，但却是集大成者，汇总整理了他认为应该传承的传统社会的价值。他强调“君子”典范的重要性，认为无需太多的命令，人民会去模仿君子的模范行为，社会因此得以和谐。孔子在《论语》中说，“君不君，臣不臣”。在整个社会等级秩序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处于最下层，包括服从婆婆和丈夫的新娘、女儿，还包括长子之外的诸子。他（她）们在社会等级制压迫下的不幸遭遇，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有部分记载。
虽然东亚儒家道德体系中包含着在我们看来是非正义的、不公平的成分，但是它也提倡居上位者（父亲、长兄，特别是官员）要负责任，要有仁慈心。对于官员或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官员候选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体系。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群体（即“绅士”）最多只占全部人口的2%。可取之处是，绅士地位不能传承，只能在某人考过科举考试第一级之后才能获得，而只有通过第三级的人才能成为官员候选人。对于绅士和那些权柄在握的人（包括父亲），儒家强调一种责任感而不是权力意识：身居高位者要时刻不忘起表率作用，并时刻体察民众的需求。当然，这种要求从来没有很有效地实现。在每个时代（特别是宋以前），世袭贵族和军队将领常会控制整个社会。但是，这种教育体系的力量（首先是道德方面）是相当大的。这个体系也传到了越南、朝鲜和日本。这些国家根据自身文化的特点和偏好，对中国教育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这个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成功的（尽管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失败的）。它持续了漫长的许多世纪，在每次政治秩序发生断裂和发生基本变迁之后，总是能得以重新确立。19世纪后半叶，在东亚社会整体结构陷入分崩离析之前，对儒家基本体系的否认或取代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多年以来，儒学体系提供了巩固、团结社会的纽带，还提供了指导大多数人言行的成套的价值观。即使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东亚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尽管存在内在的局限（正如任何社会体系都会有的一样），东亚社会在整体上运作得仍然相对比较顺利。所有的社会都力图在权力（或权威）和公平（或责任）、政治控制和人民福利之间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同时力图避免几乎自动与权力相伴生的权力滥用现象。儒家的解决方法是培养掌权者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具备人道和仁慈的思想。人们必须承认，在确保人民福祉和制约权力腐败方面，这个体系至少和其他社会体系（比如我们的）一样有效。用古希腊柏拉图的话来说，东亚儒者坚信“教育产生好人，好人举止高雅”。多年来，在社会和谐方面，他们显然比柏拉图及其传人做得更成功。
1.5村庄和城镇
群体高于一切和集体行动美德，可能和农业在东亚社会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有关，还可能和农业生产活动中出现的、对集体行动和合作的迫切需求有关（特别是在建造和维修至关重要的灌溉系统时）。在西方，人们居住在独立的农庄里，而东亚人则住在村庄里，相互之间住得很近。在东亚，这更多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耕地规模小，而且基本上环绕着村庄，集中住在村里便于每日到田间劳作。村庄可能很小，但仍然会住着一大家子人，或者是30户到60户家庭，因为高度密集的耕作体系有很高的产出。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很少会有个人冒险精神发展的余地，或者说，很少有离开群体规范的思维方式（务实地说就是没有第二条道路）。同时，考虑到因几乎所有人口都集中居住在农业区所造成的高度人口密集，个人隐私在东亚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几乎没有人能自外于他人的视线或
大多数人从生到死，一生都生活在小村的世界，从未远离村子或者到过城市。在某些市镇，会有演员、歌手、乐手和杂耍演员组成的巡回剧团，为农民提供难得一见的娱乐。定期的农村市集也是大多数家庭为子女择偶的地方。村庄内部一般是不允许通婚的，因为同村的人大都同姓，血缘关系太密切。城市和绝大多数政治中心城市则是另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在那里和某些市镇，绅士们和官员、卫戍部队、工匠、体力劳动者、店主、商人和其他任何城市都会有的成员居住在一起。实际上，在那里，有大量的市际、省际贸易，也有长途贩运到城市的大米、盐、木材、金属、布匹、茶、丝绸等供应城市人口和精英消费的货物。直到19世纪，国内贸易的规模都比欧洲要大；东亚范围内的海外贸易也有很大的规模，但是与农业经济的巨大体量相比，海外贸易及其从业商人在规模上就显得相形见绌了。除了市郊地区为了供应城市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国内经济基本上是在勉强糊口基础上的一种本地性的自给自足经济。农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税以支撑帝国体系的运转。对于帝国政府来说，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民和小地主所缴纳的土地税。
绝大多数土地由自耕农耕种，不过他们会再租种一些土地，租金相对比较低。人均土地拥有量很小，大约只有4公顷到5公顷（产量高的地方少些，产量低的地方多些）。大多数地主并没有去扩张土地，而是靠10公顷或20公顷土地的租金为生。闲暇娱乐很少，但很受人们重视。如果运气够好，管理得也不错，某个家庭就可能获得足够养活全家人的地租，这时候，他们就会惬意地去享受闲暇时光，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艺术，而不是继续努力去使家庭收入最大化。事实上，闲暇消遣成为了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以盛产诗人和哲学家而闻名。对东亚人来说，生活是用来享受的，工作（为了财富）要最小化。对社会精英来说，家庭、美食、节日和个人素质的养成，要比追求物质目的来得更加重要。绅士们穿着蓝色的长袍，通常会留着长指甲，以表明他们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可以将大把的时间花在读书、画画、写诗和欣赏大自然美景上面。
两千多年来，东亚社会很少发生大变化。东亚人不喜欢变化，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变化是破坏性的（很显然，的确如此），是某种并不一定能够改善事情的东西。东亚已经领导了世界，它的技术、物质和文化水准是很高的。人们往往容易重视过去，确认过去的价值，而不是往前展望未来。农业成就有赖于对自然界的密切
人们认为历史和时代是循环运行的，好时代和差时代对应于十分明显的政治循环：新王朝崛起，旧王朝衰落，国家复兴之后一般会有外族入侵或内部混战。在这里，自然界的模式再次被引用，如《易经》所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伴随着这种态度的是对长者的尊重和对祖先的崇敬。过去被视为现在和未来的向导。在中国文明早期，人们崇敬祖先，不是那种盲目的崇拜，而是将祖先的灵牌放在家中的神龛里恭敬祀奉，不时还要向祖先祈求帮助或指导。这是一个相当复古的社会，人们对自己的历史和伟大的传统有敏锐的感觉。即使是那些文盲民众，也有机会在戏剧和各种演出中，领略差不多正确的历史。这些娱乐形式的主题几乎都取材于伟大的古代历史，有时也会讲述古代名将或名妓的故事。
如前所述，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有着漫长而辉煌的历史，直到18世纪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早期对自然物质属性的理论探索在以后的世纪中没有持续下去，但大量的实用性发现和发明却一直没有中断，比如：公元前6世纪的铁掌犁、公元前4世纪对太阳黑子的观测和铸铁术的发明、公元1世纪的铁索桥、公元前4世纪开始使用石油和天然气作燃料、公元3世纪出现的瓷器、公元11世纪的活字印刷术、公元9世纪的纸钞和航海罗盘、公元前6世纪对血液循环的理解、公元10世纪的给人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公元前4世纪的弩弓和公元11世纪的火箭，只是众多“中国第一”的一小部分。所有这些在中国首次出现的技术发明，大都比欧洲要早数百年，有的甚至要早上千年。中国传统是连续的，过去时代所做出的发明的详细记载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因此，每个时代都可以在前代发明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可用以工业生产的矿产资源特别丰富，尽管精英阶层的行为深受采矿渎神观念的影响，但这从未能阻止矿工和工匠开采并冶炼出种类繁多的金属。
儒学有强烈的入世色彩，对于纯理论问题没有多少兴趣。儒学崇敬大自然，奉自然界为楷模，但只是接受大自然而不是质疑它。儒家所鄙视的超自然的道家，同样也以自然界为楷模。但是到后来，道家在发展炼丹术和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过程中，逐渐涉足一些实验性的工作，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很有用的发明（有时也是致命的，比如口服水银）。儒学原教旨主义对道家炼丹术和“魔力”的否定，有可能会对实验性工作产生总体怀疑。儒家所没有否定而得以流传的道术，包括对自然征兆的重视和“风水”（即占卜）这种伪科学。自然界的任何异常现象，比如地震、洪水、日蚀和干旱，都被解读为是天怒的迹象，提醒人们特别是在位者要改过迁善。每当这时候，皇帝通常会下“罪己诏”，对自己的“失德”表示忏悔并祈求上天不要再惩罚他的子民。如今，风水在某些地方依然流行：人们根据山脉、河道和罗经点的指示，来安排房屋和墓地的方位朝向，以与自然力或磁力线相吻合。
1.6传统体系
东亚社会的基础是个人德行而不是法律，在今天依然如此。当然，这并不能保证人人都是道德圣人，也不能阻止少数人掌握财富和权力后走向腐败、滥用权力。这和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对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这个体系确实意味着人们在竭力最小化社会冲突：通过全能的家庭体系，多数冲突得以解决，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然而，东亚社会不断出现农民起义、盗匪、海盗和犯罪行为，特别是在王朝衰落期或者政治控制削弱时期尤其动荡——如德川时期的日本和李朝末期的朝鲜，社会和经济体系都被形势的变化打乱了。在这样的时代，民间秘密会社迅速蔓延，农村局势动荡不安，儒家所倡导的“和谐”的社会结构开始崩溃。官员和下属之间是一种父亲般的关系，而居于最高位的皇帝则是所有臣子的慈父。东亚没有独立的商人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士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现代西方社会诞生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亚，他们或从属于国家，或被有机地整合进国家体制。宗教人士的处境也是如此，没有任何独立的教会权力（除了中世纪日本的某个时期），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机构能够与国家相抗衡。国家制定了详细的法典，内容主要是针对刑事犯罪行为。在省级和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下，由基层的县令来执行法典所规定的相关程序。但是，因为非正式的地方、家庭和宗族系统处理了许多案件，大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将案件报官。这是一个编织绵密的体系，任何越轨行为都会被劝阻，以至于人们将东亚社会称之为“自律社会”。儒学伦理所规定的个人美德或德行，如诚实、正直、忠诚、孝顺（对自己父母的尊重）、真诚和仁慈等，都是社会行为的规范。这样，儒学发挥了某些宗教的作用（虽然它没有关于死后世界的神学理论或训导），还发挥了类似西方法律的作用。
即使在帝国崩裂时期或改朝换代之时，这个体系也基本上不变。往往是在无政府状态还在蔓延的困难时期，传统体系的复兴就开始了。这大概是因为这个体系已经被证实是有效的，至少实现了东亚人所看重的社会目标：社会和谐、冲突最小化和群体合力共求物质财富。当然，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传统上，社会被分成四个阶层：最上层是有文化的学者、官员（在日本是同时充任社会管理者的有文化的武士贵族），其次是农民（社会的主要支撑者），再次是工匠，商人（被视为不事生产的社会寄生虫）被安排在社会底层，再往下是士兵（除了在日本）、矿工、流浪汉和麻风病人，当然还有外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商人地位的低下只是一种假象；商人的人数很多，很富有，通常都有权有势（他们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归之于与官场的密切关系）。大多数商人来自绅士或受过教育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可能会有一个儿子在朝做官，其他诸子则或打理祖业，或仲裁地方事务，或推进地方发展事业，或向年轻人设塾施教。许多商人实际上也是朝廷官员，管理国家金属、盐、大米的垄断贸易，有的还执行与政府签署的运输合同。军队将领通常也来自绅士家庭，也会通过类似途径崭露头角。
在东亚，要取得成功，不能冲撞社会体系，也不能采取社会体系不认可的方法，而是要在体系内运作。从内部运作会有丰厚的回报。精英家庭拥有的财富足以供养一大家子和众多的子女。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不得不将家庭规模限制在他们能供养的范围之内，平均只能有两个左右的小孩；他们住在两三间极其简陋的土墙茅舍里，通常还要腾出圈养家畜的地方。精英们则住在木构瓦房里，拥有许多院子，足够诸子和他们的家庭居住。女孩子嫁入夫家，就成为夫家的一员。在生出儿子之前，她们在夫家没有财产权或继承权，也没有地位。妻子和寡妇被要求守节，即使丈夫死了也不能再嫁，而丈夫却可以再娶和纳妾。这种令人吃惊的两性不公平起因于东亚社会父权制的基本特点。按照父权制的规定，东亚人最为看重的“姓”，以及家庭传统和血脉，都要通过父系来延续。女性的重要角色是养育儿子，如果她们不能生育男性继承人，就会被丈夫休掉。家庭在人们看来是最重要的。东亚人写自己的姓名时，总是将姓放在首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称谓，而自己的名字则排在姓氏之后。家庭是安全的避风港，没有人能自外于家庭。在古代东亚，国家从来没有考虑过民众的养老问题，也没有什么机构负责这项工作。因此，养儿防老对父母来说十分重要。
1.7地区差异
中华帝国所拥有的庞大财富、众多人口和先进技术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中国人将统治地域扩张到周边地区。这片新领域和中国本部（西藏高原和*沙漠以东，干旱的蒙古和干冷的东北以南）一样大，但仍然还在东亚由高山、沙漠形成的分界线之内。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是属于其他蒙古人种的人口（西藏人，蒙古人，满洲人，但不包括*的突厥人），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与中国有着根本的不同。除了少数低地，青藏高原大部分地方的海拔都很高，气候又干又冷。这些都不利于发展农业。一直以来，青藏高原经济主要依赖以游牧的方式饲养牦牛（一种体大毛长、能耐饥寒、很适合当地恶劣条件的动物）。西藏的文化主流是喇嘛教。在西藏，过半的成年男性人口是寺庙中的僧侣。西藏被划入中国版图的时间相对比较迟，大约是在18世纪清朝①统治时期。
中国人管辖*要早得多，大约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时期。这一方面是要保护从中国出发穿越*的贸易路线（包括著名的“丝绸之路”），另一方面是要防止游牧部落袭击边境汉人聚居地。公元9世纪之前，居住在*的主要是皮肤较白的印欧人。其中，部分人是游牧民，其他的是居住在稀疏的绿洲的农民。之后，这两部分人逐渐被几乎遍布中亚的突厥人取代。成为*地区新主人的突厥人可能来自远东地区。他们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占据了中亚，主要从事绵羊、山羊的放牧和绿洲农业。年以后，汉族官员和移民占到了*人口的近一半，政府还在*建立了主要的工业部门。蒙古有典型的干草原，在大部分地区，由于太干燥，不适合发展永久性农业。但是，其降雨量却能满足牧草生长的需求，因为蒙古的牧草扎根很深，能够挨过漫长的干旱期。牧草支撑了以绵羊、山羊和杂交羊放牧为主的蒙古经济。这些动物能够抵御酷冷的冬季和干热的夏季，并且能把四散分布的干硬的牧草转化成羊肉、羊奶、羊毛和羊皮。这些不但是蒙古人的食物来源，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御寒的衣物和居所（即“蒙古包”，一种以羊皮覆顶的圆顶帐篷）。
早在中华帝国初期，蒙古就引起了中国人的
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统治之下，蒙古部落联盟最后征服了中国内地和其余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只延续了不到一个世纪，此后很快就衰落了。随着本世纪①中国的崛起，汉人农业移民蜂拥而入内蒙古，使得汉人与蒙古人的比例达到了20∶1，蒙古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消逝。外蒙古如今是一个独立国家，蒙古国位于戈壁滩和鄂尔多斯荒漠以北，国家经济的主体仍然是放牧农业，也有一些商业和小工业。内蒙古则是中国领土，商业化和工业化进程得到了更快地推进；深井和动力泵构成的灌溉体系使定居农业和商业牧场取代了游牧经济；通过铁路和公路，内蒙古与中国内地大市场联系在一起。
东北是中国人垦殖的最后一个外围地区。年，东北人口首次达到万。此后，华北移民大量涌入，东北人口急剧增长。辽河流域南端温暖而湿润，适合发展农业，最早居住着通古斯语族的部落。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汉人占据了这个地方，使之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在东北其他地方，居住着来自西伯利亚和东北亚的非汉族人口、渔猎—采集部落和游牧民。公元16世纪，这些部落联合起来形成了满族，接着征服了关内，建立了清王朝，从年到年统治着大中国。19世纪末清王朝的统治开始崩溃，华北地区的贫困农民开始大量涌入。从年到年，每年大约有万人涌入关外。这些数量庞大的移民成为东北人口的主体。先是在年（事实上）至年日本统治时期，然后是在重新作为中国一部分时期，东北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成为东亚首要的重工业基地（至今仍然如此）。同时，东北还建立了高产的、商业性的农业体系；其产品先是供应日本，然后是中国。
从中国历史发端开始，中国本部的农民和政治秩序与占据了边境草原地带的游牧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没有消停。两种文化都竭力排斥对方：在汉人看来，游牧民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没有文化，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各自为政；在游牧民看来，汉人都是税吏、地主和官员的奴隶，安土重迁，土里刨食，终生劳碌。游牧民以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为荣，辽阔的大草原处处是家，没有高高在上的主人，只要一有机会就可以对邻近的富庶地区洗劫一番。这两种文化之间，确实没有中间立场，没有妥协余地，当然也不可能相互容忍。在武装冲突中，游牧民族一般会占据上风；他们的马背武士打起仗来快如闪电，得手之后迅速退入大草原腹地，对方根本没有追击的机会。一旦汉人军队尾随追击，游牧骑兵会故意将他们引离营地，然后一举包抄，迫使其投降。数百年来，双方沿着边境地区来回争夺，但从长远来看，汉人的军队远比游牧民族多，火力也更强大，因此最后在战场上占上风的是汉人而不是游牧民。到19世纪，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蒙古势力最终瓦解了，同时，正如前文所述，汉族移民开始大量涌入边境的草原和沙漠地区。最后，边境许多地区的汉人数量都超过了本地人。
在地理上，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都各有不同。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只在沿海有细长的低地带；朝鲜和日本有些相似，不过朝鲜南部有几块较大的平原；越南有一条纵贯南北的中央山脉，山区居民不是越南人而是山地原住民，到了南部，这条山脉变得平整和宽阔，最后形成了湄公河三角洲。东南亚国家的地形十分多元化。半岛国家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马来亚（特别是缅、泰、柬三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都集中在各国的中央河谷地带，以及由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南河）和湄公河等河流泛滥所形成的冲积平原。直到20世纪，马来亚的人口都不多，境内有大片的热带雨林，却缺乏大的港口。老挝是一个小型的内陆国家，境内几乎全是山地，历来人口都不是太多。印度尼西亚由许多岛屿组成，每个岛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大片山地。诸岛中，爪哇岛有非常肥沃的火山土，岛上的群山也比其他岛屿的山要低，有更多的土地可以用来发展农业。菲律宾也有成群的岛屿，主岛是吕宋岛，岛上有菲律宾最大的低地（虽然这块低地只占吕宋岛的一小部分）。整个东南亚地区雨水充沛，气候温暖，长期以来滋润着农业的发展。特别是爪哇，被誉为全世界最富庶的岛屿。
早在史前时代，华南地区的居民就南下来到东南亚大陆地区（除了泰国之外）。和马来亚的居民一样，印尼和菲律宾的居民都属于马来人，最早可能也是从华南地区迁来的。这些居民的语言都属于马来语系。东南亚地形以山地为主，但是，山地居民和低地居民却没有什么联系：他们由许多部落构成，大多数人在热带山区贫瘠的土地上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在东亚，除了现代日本，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农业是东亚人粮食的主要来源。
1.8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主体，主要由三大流域（包括流域内的平原、三角洲，以及周边的丘陵和高山）组成：华北的*河流域、华中的长江流域以及较小的华南西江流域。至今，三大流域仍然聚集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城市、工业、贸易和耕地。华北的土壤是*褐色的，属于半干旱地区，冬季寒冷而漫长，东半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华北的西半部远离海洋湿润气候的影响，雨量很少，冬季则更为寒冷。地形方面，西半部多山地和丘陵，虽然土壤总体上还不算太贫瘠，却很不利于发展农业。华北大部分地区覆盖着一层细腻的、风吹集的石灰质冲积土（即“*土”）。只要有水，*土的肥力几乎是无穷的。但是在许多年份，特别是在华北西部，降水极不稳定或者远远不够。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的乱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河河道早已出现了淤塞，再加上河水流量波动太大，大部分河段已经不能通航。但是，年以后，沿*河修建了一系列的大坝，制服了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的河水，同时利用河水落差发电，并为东段土地提供灌溉水源。尽管有严重的干旱问题，但*河平原很长时期以来都是中国最大的人口密集区。究其原因，大概是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当然，在过去，如果天公不作美，降水过少，这两大因素也会造成周期性的饥荒。
数条支流从南北方向的汇入，使长江容纳了半个中国的河流储量。长期以来，长江流域一直是中国主要的商业中心和城市中心。通过便捷的长江水道，西起青藏高原，东至上海附近的入海口，货物被以低廉的价格进行长途运输。沪宁杭三角洲地区运河网络错综复杂，数百年来就是中国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地区。同时，由于肥沃的冲积土所孕育的农业有很高的产出，这个地区还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绝大多数中国大城市都是在大江大河边逐渐形成的。和华北一样，流域东部的地形总的是比较平坦的，因此人口比较密集，而流域西半部的地形多是山地和丘陵，人口也比较少。西部的四川红土盆地（因土壤多为红色而得名）被群山包围，从地图上看盆地内部也是山峦起伏，但实际上许多地方都是比较缓和的坡地，历来就是丰饶多产之地，人口也比较密集。冬季从北方和西北来的冷风被群山阻隔在盆地外面，四川得以享有亚热带气候，农业产出比较高。四川省的商业部门得益于长江干流和若干支流。实际上，四川的字面意思就是“四条河流”。
长江流域以南，山体断裂相对比较少，因此，出海口在广州附近的西江流域面积相对较小，但西江从很早开始就是人口密集的华南地区的主动脉。西江下游的三角洲虽然比长江三角洲小很多，但耕作密集度更高。由于地处北回归线以南，雨量充沛，终年无霜，这里的水稻可以一年三熟，因此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如果以同等规模的土地来算，西江三角洲是中国（或许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广州一直都是主要的商业中心和海港，周边环绕着若干个卫星城镇，每个都是缩小版的上海。广州还是许多移居海外（包括美国）中国人的来源地。华南的其余地区（特别是西半部）比较贫穷和闭塞，在山区地带，居住着非汉族人口。
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特点：东部有辽阔的平原（除了江南地区）；西部地形从东到西逐渐多山（同时也逐渐干燥，逐渐远离海洋）；北方气候干燥，遍地*土，基本上没有什么植被；南方气候温暖而湿润，草木葱郁，丘陵起伏。淮河位于*河和长江中间。北方和南方之间的过渡线与淮河水道走向大致吻合。再往西去，这条线沿着四川北界附近的秦岭一线迤逦西行。这条线还非常碰巧地与0毫米等雨量线（年均降水量线）大体重合。虽然人工灌溉能够提高和确保产量（特别是对水稻），但是，在这条线经过的地区，对于非灌溉型农业，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降水已经足够作物生长之需。在南北过渡线以南，也不是没有旱灾，毕竟这条线只反映沿线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但对于此线以北地区，如果发生旱灾却可能是毁灭性的。此外，如同年均降水量更大的长江流域不时发生的情况一样，洪涝灾害是华北东部*河支干流沿线地区所面临的另一个风险。无论南北，夏季都很热，通常也比较潮湿。华北北端的北京与美国费城处于同一个纬度。受蒙古和中亚吹来的冷空气影响，北方的冬季很冷，一般会下雪；南方冬季比较温暖，广州正好位于热带地区，与哈瓦那同纬度。
中国领土辽阔，各地气候千差万别，但都受到东亚季风系统很大的影响。夏季，欧亚大陆中心区域受热后温度上升，遂将海洋上空凉爽、湿润的空气吸引到大陆的东部和南部。这个过程带来了农业所赖以发展的春夏雨季，但这个雨季在南方远比北方更靠得住，再往西雨锋减弱，到最偏远的西部就很少能指望有多少雨水了。北方地区在季风主系统的边缘，由于远离海洋，雨锋到此通常都已经大大削弱，只给边界草原沙漠地带带来了平均毫米到毫米的降水。反之，南方地区一般都有充沛的降水，在沿海地区甚至会有超过毫米的过量雨水。冬季，大气沿着相反的方向流动。由于大陆中心区域冷却下来，而海洋四季温差变化没有陆地那么大，因此，冷气流途经华北吹往温暖的海洋。这些气流既干燥又寒冷，会使冬作物颗粒无收。南方的春雨则来得比较早，作物对雨水的依赖度比北方更大。有意思的是，在年均降水量最少的地方，每年的降水量都有很大不同。这正应了那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①
同样的季风系统影响着越南、朝鲜和日本的气候。这三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和上面所描述的中国本部的任何一个主要区域一样大，但只有朝鲜的部分地方会遭受像华北那种规模的旱灾。越南和日本几乎没有旱灾。在台湾岛和日本，伴随台风而来的暴雨和类似美国龙卷风的飓风所引发的秋季暴风雨，往往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日本也从环绕四周的海洋中获益良多。而且，由于高山阻隔，大多数日本人都居住在断断续续的沿海平原，没有一个主要居住区离海的距离会超过64公里到80公里。这样，尽管日本地理位置相当靠北（东京和北卡罗来纳同纬度，气候也相似；北海道这个日本最北边的岛屿，则和多伦多同纬度），它的冬天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暖和的。不过，在西海岸会下很厚的雪。日本的夏季又热又湿，因为它恰好位于吹入内陆的夏季风的必经之地。越南气候接近于中国最南端，朝鲜气候则与华北东部相同。
1.9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联系
中国和东亚基本上是在与世隔绝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边界，有一个高山和沙漠组成的外圆环，圆环外高耸着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在西部帕米尔高原之外，是一望无际的中亚草原沙漠地带。当然，中国人可能曾经在国界以西发现了和自己的文化相似的另一种高级文化，不过，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在帕米尔以西被发现的文化，并没有达到和中国文化一样的发达水平；这些人更像*的游牧民和绿洲农夫，根本无法和中国的富裕或强大实力相提并论。从文化传承上看，印度更为接近中国，印度文明当然可以和中国文明相媲美，而且印度文明可能还要更早一些。但是印中之间有喜马拉雅山这个巨大的障碍。少量中印贸易经由西藏和尼泊尔进行，一小部分贸易通过海路间接进行。两国的主要联系路线跨越了很长的空间：要越过*沙漠（这离中国文明中心有数千公里远），然后要翻越米的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克什米尔地区（这里也是印度文明的边缘）。印度和中国彼此几乎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看来很少有中国的东西传到印度。虽然佛教从印度传到中亚，经过一段颇长时间之后，再从中亚传到中国。除了艺术风格以外，佛教东传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印度文明的成就。棉花原产于印度，早在公元前年印度人就已经把棉花织成了棉布，但直到公元8世纪才传到中国。而且，虽然印度棉花质高价廉，但直到11世纪宋朝时，棉花才在中国广泛种植。
当然还有一条南线可以通往印度，就是从遥远的中国西南地区（同样远离中国文明中心）经缅甸抵达印度。这条线的贸易量也很小，人们使用这条线路的次数甚至比*路线还要少。这条线沿途要经过原始大峡谷和雨林地带，道路崎岖难行，有时上下落差甚至达到米左右。这是因为，从青藏高原南下的湄公河、萨尔温江、亲敦江和其他河流，将高山切成深深的峡谷，而这些两边陡峭的河谷是此线必经之地。似乎这些威慑还不够，此线所经过的雨林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林中隐藏着一大堆的热带疾病，人们对它们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这条贸易路线的物质需求。雨林地带还是野蛮的部落民的栖身之所，这些人以喜猎人头而臭名昭著。因此，可以理解中国人很少通过这条路线与印度进行交流和贸易。同样的原因使中国很少与越南以南的国家进行交流。对这些国家，中国人甚至在提及的时候都会有反感。此后，部分是由于12世纪蒙古的征服，出现了一个从中国西南山区向泰国迁移的移民潮。这些人主要是泰人，他们的近亲①至今仍然居住在滇西。缅甸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可能也是在许多世纪前从中国西南和西藏边陲迁移到缅甸。但是，中国和缅甸、泰国的交流一直都很少。到了19世纪，主要来自东南沿海人口过剩的广东省的中国移民，大量涌入东南亚的大陆和岛屿。这些移民早先是作为劳工迁入的，后来许多移民逐渐变成了企业家。
至少在宋朝，中国和东南亚就有了贸易往来，贸易商在菲律宾马尼拉、爪哇、马来亚港口、今天的越南南部和暹罗（泰国）都建立了小型商站。到19世纪末，东南亚地区锡矿业和种植园经济（主要是橡胶）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到年，大约有万华人生活在东南亚，新加坡发展成几乎完全由华商管理的庞大的转口贸易中心，许多人在这一轮的经济扩张中得以发家致富。
1.10农业文明
在东亚（除了日本）的农业系统和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水稻和其他谷类植物。谷类植物（特别是高产的水稻）每平方千米所生产的粮食，远远多于以家畜放牧或圈养为基础的农业系统。由于人口密度很高，几乎所有可耕地都被用来生产谷物。至于蔬菜，只能种在田边地头或者缓坡之上。很少有地方可以种植粗饲料作物。人们需要有大型役畜，特别是水牛。东亚人驱使这些役畜来回搅动稻田里湿黏的土壤，赶着它们犁开干田来种小麦。他们很少杀掉役畜来吃肉，只有当役畜老死之后才会不情愿地吃它们的肉。除了出力，这些役畜还为土地提供了大量的粪肥。它们吃的是作物秸秆和草。通常是由家庭的男童来放牧役畜和上山割草。在干旱地区，水牛会因为无法进行每天必需的泡浴而备受苦痛，人们转而役使公牛或母牛，有时也会用马或骡。不过，马和骡一般是作为驮畜来使用。水牛和母牛很少用来挤奶（那不是它们的主要用途）。另外，在东亚的农业系统中，几乎没有地方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牧场。绵羊和山羊是贪婪的、破坏性的草食动物，不能任其啃草。东亚人一般会圈养一些羊，让家里的男童在山坡地割草来饲养，挤些羊奶，但主要是杀羊取肉、剪取羊毛。这些家畜和所有的奶制品，都和受轻视的游牧民有关，但无论如何这些相关产业并不适合于东亚主要的生态系统。
猪、鸡和鸭可以充当人类家庭的清道夫，因为这些动物专以残羹冷饭为生。人们可以在水田里放养鸭子，把它们养得硕大肥美。在这些动物中，鸭子吃的是最好的。它们在水田里寻觅嫩草，同时也以鸭粪肥田。人们一般会在水稻长到鸭子无法啄食后才放鸭入田自由觅食。除了日本，东亚家庭都会在住屋下面或附近圈养猪，以便用食物残渣喂养它们。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受佛教的影响，大多数日本人不吃肉，而以丰富易得的鱼类和其他海产品取代肉食。在东亚的其他地方，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养些体型小巧的鸡。这些鸡会自行在房前屋后的泥地上啄食，不会耗用主人家本就有限的粮食，却会以鸡蛋和少量肉食报答主人。东亚人的总体饮食一直都缺少肉类，但豆类食物（如大豆和豆腐）提供了一些蛋白质。未去壳的大米营养相当均衡，不过东亚人喜食脱壳后的精米。他们把稻谷放入小石臼，然后加入一点滑石粉，这样舂出来的米会很有光泽。这样做当然会破坏富含维生素B的大米胚芽，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导致营养缺乏病。不过，通过食用豆类植物、豆制品和蔬菜，可以部分预防这种疾病。人们所食用的蔬菜中，有可以腌制起来供冬天食用的卷心菜。节庆之时，人们会用腌卷心菜配少量的肉或蛋食用。
其他重要的农产品有蚕丝、茶叶和供烹饪或点灯的植物油，还有从宋朝就开始种植的棉花。大多数蚕丝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在春蚕生长和作茧的关键时期，全体家庭成员夜以继日地劳动，不断地采集桑叶，一天数次地喂养吃个不停的春蚕。蚕粪和蚕尸是上好的肥料，当然也可以用来作为塘养活鱼的饲料（特别是在华南）。塘养鱼主要以人类的生活废料为食。与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相比，每平方千米塘养鱼会更快地产出更多的热量和更多宝贵的蛋白质。茶在唐代中国（公元7—8世纪）就已经很普及了，这种起源于越南的植物很快就通过中国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当然，茶叶的生产也是一个艰苦的、费力的过程。茶树大都种在水稻或其他谷物无法生长的斜坡上。茶树的生长需要良好的排水和凉爽的气候，对土壤肥力的要求反而不是很高。中国的好茶大部分出产于长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之间的山区地带，比如世所共知的位于福建省境内的武夷山，有充沛的雨水和凉爽的阴雨天气。茶农要不断地采集初绽的茶树新叶，之后要对采来的茶叶进行分拣、烘焙（或晾晒）、二次分拣、再烘焙，最后将成品茶装入防漏防水的密闭箱子销往远方的市场。中国茶还远销西方，包括年被倒入波士顿海港的成箱茶叶。
含油种子有芝麻、油菜籽以及可用作油漆（含清漆）和防水材料的桐树果实。公元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折叠伞。绸伞为上层人士专用，普通百姓则使用涂过厚厚一层桐油的纸伞。纸伞很快就传到朝鲜和多雨的日本，如今，在中、朝、日、越四个国家，人们还在广泛使用这种纸伞。欧洲国家应该也会很乐意仿制折叠伞，但是中国伞到很晚才传到欧洲。人们创造性地使用发酵法和蒸馏法来保存水果、谷物和其他蔬菜类植物。最早出现的是啤酒，现在知道啤酒最早出现于古苏美尔地区和公元前年的中国。蒸馏法最早被使用是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大约0年后的12世纪意大利人才发现了蒸馏法。通过发酵大米或其他谷物来酿酒的方法出现于公元前0年，公元前2世纪开始出现葡萄酒。公元8世纪以后，与其他中华文化一起，谷物酿酒法传到了日本，日本人把这样酿出的酒称作“清酒”（sake）。另外，日本人的饮食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不吃肉食而嗜食各种鱼类；由于以大米为主食，为了调味，日本人腌泡出种类繁多的蔬菜和海藻。按照日本人的审美观，食物的色彩和质地都不一样，因此，要艺术性地搭配食物，使其色香味俱全。
1.11更大的内部差异
从更大的角度看，东亚既是一个物质单位又是一个文化单位，但东亚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物质特征和文化特色。朝鲜和越南是中国的近邻，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也最热心于仿效中国模式。在自然环境方面，越南类似华南，朝鲜则类似华北。越南人和中国最南端的居民有近亲关系，并且使用相同的语言。朝鲜人的起源和语言与中国大相径庭，但是两者之间的交通近而便捷。朝鲜和越南的上层精英热心于追随中华文明，大力引进汉字、艺术（包括音乐和文学）、哲学和伦理（特别是儒学）、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包括家庭的核心地位和群体的重要地位，这些机制是由中国文明首创并予以强化的）以及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和中国一样，朝鲜和越南强调学问和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这两者是一个人获取俗世功名的途径。他们还十分重视群体内部等级秩序中的身份和地位。同样的，我们今天对朝越传统和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上层精英所留下的文字记载来获取。这当然不是朝越文化的全部。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朝鲜和越南，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没有受过教育。当上层精英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时，他们仍然过着传统的生活。特别是在乡村这个层级，在中华文化的表层之下，人们仍然可以发现原创性的东西和不同的社会运行基础（包括语言）。本书第9、10、11章，会更详细地阐述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地理和文化的独特性。
东亚各部分虽然存在物质和文化的差异性，但显然是一个整体，共性多于个性，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了解东亚的现实固然重要，研究东亚漫长、辉煌的历史更具丰富的价值。这两方面都会为我们省察自身提供不可多得的洞察力，也都会丰富我们的生活。尽情享受这趟东亚之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