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4月，一所由三校共同组成的大学在我国的西南边陲云南成立。
这是一所传奇的大学，不仅是因其由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更是因为8年之间便从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位两院院士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联大汇聚了全中国最优秀的教师学者，代表了当时中国本科教育的最高水平；同时它又继承着“五四”的薪火血脉，在炮火中构筑知识与民主的堡垒，于大山深处堆垒精神的高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大，不仅仅存在了8年。
01
立志
年7月27日的一个下午，清华图书馆地下资料室里，人口学家陈达正在撰写英文著作“EmigrantCommunitiesinSouthChina”（《南华迁民社区》），这时妻子打来电话催促他赶紧回家。
那一晚，陈达一家五口在清华同学会避难。凌晨三点，整座清华园被三声巨响惊醒，聚在宿舍楼下的同学们看见日本飞机从空中飞过，紧接着是一顿机枪声，有位亲身经历战争的教授说这是收拾战场的信号，然而他却不知道，清剿战场的是日本侵略者。几日后，日本士兵持枪穿行于清华园中，北平沦陷。
时间回到年，蒋梦麟刚满三岁，生活在浙江的余姚；同年，梅贻琦出生于天津的一户诗书人家，而距离天津城东不远的北洋水师学堂，刚招收了一名13岁的男生，他的名字叫张伯苓。
年的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次年，张伯苓接到通知前往已被日军占领的威海卫“通济轮”上报道，不过他却并没有机会亲身实践在北洋水师学到的知识——两年后，英帝国邀约其他列强，强制日本将威海卫交还中国，再由中国租借给它。在通济轮上服务的张伯苓，一个青年海军官佐，他一生的第一次对外，就目睹国帜三易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目击心伤，五内皆裂：“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于是张伯苓脱下海军军服，回到天津，任教于严修创办的严氏家馆。年，严氏家馆招收了一名叫梅贻琦的学生，随后学堂迁到了天津城西南的南开洼，梅贻琦的学校更名为南开中学堂。不久，梅贻琦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学堂毕业，他的名字也因此被刻在学校纪念碑的首列。
年，蒋梦麟赶赴上海的南洋公学求学，期间他前往日本，在一次战绩展览中看到陈列的正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军旗、军服与武器。傍晚，整座公园被万盏电灯照亮得如同白昼，他孤零零地站在公园的一座假山上，不禁泫然涕下。次年，蒋梦麟通过留美考试，前往美国深造。
在美国留学的蒋梦麟，毅然选择教育为主科。年，蒋梦麟结束加州大学的本科课程，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与胡适一同师从约翰·杜威。5年后，杜威又多了一名中国学生——张伯苓，他辞去了天津南开中学校长的职务，赴美考察研修。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杜威先生教育理念的影响：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教育与社会实践是密不可分的。
年，五四运动轰轰烈烈，作为运动发起地的北京大学不少学生被逮捕入狱，在营救出学生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辞，由蒋梦麟担任代理校长。11年后，已是教育部长的他，正式接过接力棒成为北大校长。与此同时，天津南开中学的旁边新开了一块土地，由张伯苓筹措经费，自主创办的学府——私立南开大学动工兴建。
当初同样前去美国学习的还有梅贻琦。他所参加的“游美学务处”（清华前身）招生考试共有多人报名，最后只录取了47位。入围者之一的徐若陶说：“我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相逢，他才知道那人便是梅贻琦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为“寡言君子”。
归国后，有次梅贻琦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表示对教书不感兴趣，愿换个工作，张伯苓随即回复道，“你才教了半年，怎么知道没兴趣，年轻人需要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便老老实实地回清华任教，于年成为清华校长。
在就职典礼上，梅贻琦发表讲话：“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我们要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有两个必备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这里梅贻琦仿照孟子的话，提出了著名的“大师与大楼”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最后，他鼓励同学们：“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梅贻琦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执掌清华期间，清华聘请的教师包括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等一代宗师，也有冯友兰、金岳霖、吴晗、李达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还有熊庆来、马大猷、华罗庚、林家翘、钱伟长、钱学森、吴有训、周培源、梁思成这样的中国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奠基者。
从左至右：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自此，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导者在三位顶尖大学校长这里完成了代际转换，更充分地世界化、现代化。在联大成功的背后，离不开这三位校长的优秀治学理念，特别是梅贻琦先生的高效协调力，让联大得以在民主、宽容的作风下治学育人，将学术研究与解答现实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就其辉煌。
02
坚忍
蒋梦麟独自前往司令部，显然出乎日军的预料。
日军大佐说:“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边说边递给蒋梦麟一支香烟。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蒋梦麟一边回答，一边接过日本人的香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字的。那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蒋梦麟说:“已经给你准备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是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听闻此言，蒋梦麟正色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这位日本大佐听到这句话脸色立即变了，好像蒋梦麟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电话又响了，这位日本大佐再度转身对蒋梦麟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
年蒋梦麟以士人的气魄灭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然而之后的南开却没有这么幸运。长时间以来，天津的军队与学生激烈反抗日军的侵略行径，年7月29日，一个愤怒的日本军官在记者会上宣布：“今天，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晚霞在紫色里无声地死亡，
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辉，
当一切伏身于残暴和淫威，
矗立在原野的是坚忍的古墙。
——穆旦《古墙》
随着炸弹与烈火在南开校园中肆虐，被张伯苓视为终生心血的南开大学化为断壁残垣，听到此事后，他静默地坐了一会，接着大声宣告：“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
在华北形势的紧急逼迫下，留在平津，被迫为日本人服务更显得是种耻辱，清华、北大与南开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校址，服从教育部的命令前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恢复正常教学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12月13日，南京陷落。长沙暴露在敌人的铁蹄之下，空袭接连不断，来自前线的伤员也不断涌入长沙。时局如此，临大的领导与教师们不得不考量学校的安危，在多方考虑下，临大准备迁往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云南昆明。尽管存在部分异见，但大势已定：临大师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若任由国之大器化为炮灰，那么国家的前途势必更加黯淡。
03
南渡
从长沙到昆明的路途遥远，西南的群山峻岭足以使大多人望而却步，然而爱国的青年们却热衷于踏上那英里的徒步旅程，不仅是为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社会百态，更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壮志与气概。所以，除了女生与大多数教师乘坐交通工具外，所有身强体壮的男生都报名参加了徒步旅行团。
一路上，旅行团遭遇过山林中的土匪、变化多端的天气、内陆腹地的鸦片村、以及偏僻山村中对他们带着异样目光的百姓······旅行团中一部分具有悲悯情怀的成员在旅途中与苦难同胞的命运共脉动：他们或许之前从未想到这些苦难的事实，从未了解过乡村普通百姓的命运与生活，所见所感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闻一多也正是在此次旅途中埋下了投身政治的种子。
他同情、怜悯这些苦难同胞，他见到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还不能为这些人找到什么出路。
——王康
然而他们的最终使命是完成学业，在战后还这块土地一个没有饥馑与贫穷的新中国。为此，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歇，两个多月后，旅行团抵达昆明，“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校歌
04
联合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风迥异的学府一旦组成西南联大，各校的校风便逐渐地融合、发展，形成联大独特的校风。用经济学家戴世光的话说，联大学风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教授治校是清华的传统，学术自由与民主则是北大的血脉，着重实干则是充满商学气息的南开的特质。
三所学校能彼此调和，离不开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正如冯友兰年代表北大出席清华周年纪念会时所指出的，“我是北大毕业，现在是清华的文学院长;而北大的文学院长胡适之先生，却是清华毕业生。”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注意到，他既是南开的校董，也是全美清华同学会总会长。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理学院院长(饶毓泰)都曾是南开教授。北大数学家江泽涵是南开校友，清华校长梅贻琦、教授朱自清也是南开校友。
战时的集体意识也让师生们更加地团结一致。陈岱孙先生回忆:“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
不过在联大中，清华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论从人数还是设备上都如此。“当时，梅校长是3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西南联大行思录》的作者张曼菱说。
这种局面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联大的维续。起初，三校校长轮流担任学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但三位校长都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都去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极有可能出现矛盾和问题，于是，张伯苓前往重庆经营南开中学——南开唯一的血脉，而将管理职权全部交给蒋、梅二人，用天津方言有些调侃地告诉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而蒋梦麟则又将担子交给了梅贻琦：“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所以，梅贻琦便成为了联大实际上的掌门人。喜爱京剧的他曾打过比方：三校走在一起，就像个戏班子，总得有个班底，这个班底就是清华。
事实的确如此，清华拥有的庚子赔款保障了学校的正常运转，所保存的资料和设备也为学校增添了便利，校长梅贻琦的君子风范更是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
“梅校长戴个眼镜，有时穿西服，有时候穿长衫，是个非常洋气的、非常儒雅的绅士”，联大毕业生张道一回忆道。梅贻琦放弃私人汽车以供学校使用，每日步行上班，“梅校长每天从先生坡（昆明翠湖旁）的清华办事处出来，穿过文林街，穿过城墙，到学校去办公。”
住在西仓坡的一幢房子的楼上，梅贻琦一家人的主食是白饭拌辣椒，菠菜豆腐汤已是不错的待遇。一次成都出差，他甚至放弃了乘飞机的便利选择乘坐长途汽车，为联大省下多元。作为联大的校长，梅贻琦不偏不倚地处理三校关系，表面上似乎无为而治，实际上事无巨细，一丝不苟。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校长，联大在三校各自保留原有的教学系统与管理机构的情况下，仍能在炮火之中坚守到底，整整八年。
05
大师
一如梅贻琦所主张的“大师与大楼”论，联大辉煌的背后是一位位光彩熠熠的大师学者。“联大老师们的讲课方式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而是重在个人的整体气质对学生产生影响”，他们中有的学富五车却仍孜孜不倦，有的才华横溢富有浪漫精神，有的正气凌云极具士人风骨，有的狂放不羁率性自然······
联大部分教师合照
闻一多早在抗战前便以多才多艺而闻名，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古典学者，士人之风骨在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汪曾祺在回忆录里写道。
闻一多
与闻一多十分相像的是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他没有一张文凭，但受到的尊重并不逊于当世的任何一位大师。掌握17种语言的他，一生为了知识不断奋进，正是因其广博的知识与深厚之底蕴，他既任教于历史系，又是中文系的教授。他敢于在第一节课上向学生公开宣布：“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但是他也付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失明。“先父陈寅恪在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父亲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陈先生的女儿回忆道。
陈寅恪自幼酷爱读书，长期用眼加上不当的姿势，导致他的视力日趋直下，直到七七事变后，在国事、家事的重担及多种因素影响下，他右眼的视网膜脱落，只剩下惟一的左眼继续工作。然而战争的烽火让他的眼睛无法得到一刻安宁，恶劣的环境与高强度的工作最终剥夺了其左目视网膜，且手术也无法愈合。“······父亲及祖辈素来视国家兴亡、民族气节为至上，为此而颠沛流离、生计困窘、营养匮乏，这些均促使悲剧过早发生。然而父亲并未因双目失明而停止教书及研究工作。在助手帮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笔，迄至晚年骨折卧床依然顽强坚持著述创作。”
从他的身上，透露出那一时代文人独特的坚守。
一次敌机正逼近昆明上空，经济系教授陈岱孙随人流向外疏散，他左顾右盼，却并未发现自己的好友金岳霖（哲学系教授），这不禁让他焦急万分。敌机投下枚炸弹后，“我和李继侗、陈福田两位教授急忙赶往昆师，看到遍地炸余，见到金先生，和另外两位没有走避的西南联大同事，金先生还站在中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他没有放下的笔。”金岳霖爱学问如此，以至于每次跑警报的时候，他都拎着装有《认识论》书稿的公文包——他三十年的心血。躲在小山坳时，他便坐在这堆宝贝书稿之上，格外防范。
沈从文的坚守，则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早期作为小说家的他，对文字的挑剔可谓至极，“他真干过这样的事:把原稿一条条地剪开，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说他自己的作品是‘一个一个字地雕出来的’，这不是夸张的话。他早年常流鼻血······有时夜里写作，鼻血流了一大摊，邻居发现他伏在血里，以为他已经完了。我亲见过他的沁着血的手稿。”
在多数人心中，沈从文是个小说家。其实在晚年，他已然转变为一名文物学家，从之前的爱好到专业，他潜心钻研20载，磨砺出厚厚一本《中国服装史资料》，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空白。汪曾祺写道：“沈先生是从来没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写写字。是一股什么力量催着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这样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的呢?我以为：是炽热而深沉的爱国主义。”
“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孔丘这句话同样可适用于联大的教员们。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下：“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
据《校史》，先后在联大上学的学生为人，有名可查的后两次参军人数为人。一位参军的学生临行前请朱自清题词，他不假思索地挥笔写下岳飞《满江红》中的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虽然多数师生无法叱咤疆场，但他们却一直在默默耕耘着，坚守着，直到倒在新中国建设长路上的那一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8位是联大的师生。
颁奖那年，获勋者之一的郭永怀已作古31载，年12月4日，在绝望的飞机坠毁残骸中，郭永怀的遗体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人们将他们奋力分开时，才发现他们胸前所夹着的是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18年后，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领军人物——邓稼先，亦于病痛之中溘然长逝。从当初意气风发的学生，成为肩扛重任的共和国建设者，所体现的或许也是联大的那股顽强与坚守。
06
磨难
然而印钞机始终安稳地生产，
它飞快地抢救我们的性命一条条，
把贫乏加十个零，印出来我们新的生存，
我们正要起来发威，一切又把我们吓倒。
一切都在飞，在跳，在笑，
只有我们跌倒又爬起，爬起又缩小，
庞大的数字像是一串列车，它猛力地前冲，
我们不过是它的尾巴，在点的后面飘摇。
——穆旦
面对重庆漠然不管的态度，战时昆明的通货膨胀情况愈来愈恶。年，每月7元的收入，每星期还可以吃鸡吃肉吃蛋。到年，即时每月有1万元，加上政府的补助，也只能勉强度日，入不敷出，学生往往几月不知肉滋味。
囿于经济之窘迫，不少教授都想办法自食其力。闻一多开始卖文，为他人治印，刻章一枚便可以维持一家人几天的生计。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别的教授太太们一起织围巾和帽子，然后拿出去卖。物理学泰斗吴大猷养猪以谋生，而那时他的妻子已卧病在床，不久便阴阳两隔。
师生们不仅忍受着经济崩溃所带来的混乱，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敌人的空袭。久而久之，联大师生也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跑警报。有的学生甚至空闲之余常到郊外，修了私人专用的防空洞（昆明因自然条件无法修筑大型防空洞），并用碎石块拼成对联：“我记得有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还有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前一副或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纪实······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汪曾祺写道。
联大的主体——新校舍是建在一块坟地上的，一个茅草房住着40来号人，“小、挤、脏、乱”是校友王希季对宿舍的评价。“教室是铁板窗，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面糊的竹纸”，实验器材与用具也十分匮乏，理工系的教授们不得不自行设计器材。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联大仍保持了一流的学术水平。
联大新校舍
晚上照着用棉花做灯芯的简易灯，牛擦痒发出的声响“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相互惊吓与尖叫，华罗庚则与他们共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他有些无奈的自我调侃道。这些不便并未妨碍华罗庚的研学之路，在昆明他便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多年后终成数学界的一代宗师。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师从吴大猷，用心钻研。李政道求知若渴，常在课后找吴大猷要更多的习题与读物，还时常帮老师做些家务事。后来二人获奖，几乎同一时间向吴大猷写信，以表感恩之情。“振宁后来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直接或间接源于大猷师在15年前春的教诲。多年以来，振宁牢记此受教之意，今日或许是最好的答谢时刻。”
对于历经战争岁月磨难的联大师生，保持上下求索之精神，奋力克服贫困的侵袭，是一种骄傲和满足。如一位校友所说，“重要的是，师生患难与共，坚持不辍，仍能戮力同心。”
07
斗争
虽立于国家的西南边陲，联大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的漩涡。一方面，它身上继承着‘五四’的血脉；另一方面，它的日常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民政府。由此，校园内逐渐分化出不同的政治派别。
学生会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派别大体上可分为这三类：保守派的如“三青团”，思想独立的中间派，以及偏激进的“群社”。
“三青团”和“群社”往往针锋相对，争相传播自己的政治文化思想。奉献意志坚定，善于深入群众的“群社”赢得了更多的好感，然而受国民政府支持的“三青团”则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尽管名声并不佳——“当时只要是国民*或者三青团的人，多半成绩都不好，真怪。”抗战初期，学生会里的三个派别并存，不分伯仲。
教员们更多地是在政治系主编的刊物《今日评论》上发表自己的见解，诸多观点彼此碰撞，如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西化与保守等等，然而要紧的不是他们的结论，而是在论辩中不断提高的思想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说，《今日评论》成为思想独立、自由表达的典范，彰显了联大的民主与自由之精神。
皖南事变后，国民*对联大政治活动的压制达到了顶峰，“群社”与“三青团”相继匿迹，压抑的气氛笼罩在校园上空。随时态的发展，联大的师生们已对社会不公、经济萧条、吏治腐败等问题有了更深的体验与感悟。
据校友张世英回忆，“当时的教育部长叫朱家骅，是我们哲学系里被骂的对象，骂得很难听，都公开地骂。茶馆里的墙壁上挂的是“莫谈国事”，但学生们在茶馆里依旧一道喝茶，一道谈贝克莱、谈学问，谈的兴奋起来骂骂朱家骅、骂骂蒋介石，真是有趣的事。”年的校园“民主墙”上，更多左翼激进的壁报占据了大头，对国民*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蔡锷起义纪念会上，约六千名教师、学生、市民、士兵、名流参加，会上发表了由吴晗起草，经闻一多润色而成的宣言，痛斥国民*政策
：纲纪废弛，贪污成风，这是我们的政治;商人的*全让它冻结在国外，国内不值钱的通货，却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让它膨胀，这是我们的财政;朋友得罪了一个再得罪一个，这是我们的外交;借*化之名，行奴化之实，这是我们的教育…至于军政，讲起来更令人痛心。
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罔顾人民诉求，蓄意发起内战。12月1日，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当权者对反内战集会的镇压，四名无辜的学生在士兵和警察的棍棒与手榴弹下命丧*泉，这起事件后被称为“一二·一运动”，而受害者被称作“四烈士”。
此前平静的校园，因为这起事件，反抗的火焰更加猛烈，罢课的激情格外高涨。四烈士的遗体安放在联大图书馆。全国人民发来唁电，寄来挽联和感情炽烈的悼词，都沿着一排排花圈陈列在棺材旁边。
“一二·一运动”是学生争取新民主过程中的高潮，但也是联大瓦解的催化剂——政治斗争已容不下校园里安静的课桌。联大，已于烽火中呵护了文化之火种，而现在，是它复命返回的时候了。
08
北归
年教育部批准联大各校回到原地，除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其余人员设备均准备北归。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指出：“在现在学术研究日趋精深的时候，一个大学是不能离开它的校址底（的），因为它的研究的设备，大部分是不能随便迁移底，一个离开它的校址底大学，好像一个离开了它的领土底流亡政府，是不能永久存在底。”
西南联大的纪念碑上刻着冯友兰所撰写的碑文：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09
殉道
年陈岱孙回北平接收清华园时，问闻一多有何需要代办的事。
闻一多说：“你看看我那屋前的竹子，还在不在。”
年7月15日，就在联大开始北归之旅的两个多月后，闻一多被国民*特务枪杀于昆明街头，倒于血泊之中。
闻一多先生的牺牲也是联大最后的坚守——自由、独立、“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
参考资料
1.纪录片《西南联大》，
2.《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九州出版社，
3.先父张伯苓先生（五），张锡祚著，南开大学档案馆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出版社整理
4.《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汪曾祺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5.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大学校长角色定位[A]，王洪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
6.我的西南联大——张世英的片断记忆，张世英杨澜洁，学术月刊，
7.先父陈寅恪失明的过程，陈流求陈美延
8.《穆旦诗集》，穆旦，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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