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镇
大丰镇，旧称崇义桥。在《大丰乡志》里，记述了一首昔日崇义桥之繁荣景象的民间歌谣：
三合楼，二合楼，更加吊脚也无楼。
脚踩不穿铁石板，头顶不到魁星楼。
石龙戏水知何处，猴子点灯那一头。
宫中白果凌霄汉，渚上芙蓉映碧流。
三星壁画疑仙迹，五庙全身列壮缪。
翰院才华曾赐姓，举贡功名得中稠。
天官别墅花无影，知府题桥碑尚留。
这耳熟能详的民谣，仅作简单的翻译便是：在这行人如织的街坊上，瞧那参差错落鳞次栉比的店家和商号，家家都铺匾显眼，店招夺目，户户都门庭若市，生意兴隆。走在这铁石板铺就的路面上，既便来来往往的行人再多，就是用独轮鸡公车负重碾压，谁又能将它碾磨损坏呢！远望那东巷口的魁星楼阁，巍峨庄严，还是得走近它的跟前，才能感受到它的高大与宏伟。斜倚着新月卧波的拱背石桥栏杆，抚摸着雕刻精美的仙桃、石榴，或是金瓜，再探头去瞧那桥下石墩上活灵活现的石雕游龙，怎么！隐匿啦？仅剩有尾巴。快去桥洞的那端瞧瞧，就在抱着桥头灯杆的猴儿下边，那流水里，石龙正在戏水呢！
万寿宫里的这株古老的银杏，铮铮铁骨，挺拔参天，须得好几人手拉手才能围住。这树吸取了天地千年精华，早已修炼成性，人们在它的身上披彩挂红，在它脚根前焚香化纸，希望能通过它上报神灵，保佑平安。流水环绕的芙蓉渚岛，碧水清清，变色的芙蓉花儿，倒映水中，亦真亦幻，如诗如醉。三星殿里的壁画，留下了太多的悬疑，是天外神仙所造？还是先祖给予的某种暗示？反正，至今没人知道作者是谁。镇南镇北的五大寺庙，总是青烟缭绕，香客如蚁，人们虔诚地顶礼膜拜，不问由来。
相传，清代那位才华横溢的翰林进士敬华南，其原姓苟，因“苟”“狗”谐音不雅，是皇帝赐给了一个反“文”在旁，方才改姓成了“敬”。崇义桥这方土地，自古民风淳朴，学道尚好，培育出了不少的举人和贡生。据说，明代的陈天官，当年在这芙蓉渚上建有别墅，只因历史久远，早已化作云烟。不过，清代成都知府为崇义桥题写的碑文，尚且还留存着呢。
大丰镇位于成都北郊，距成都市区五公里，为成都北门第一门户，世人俗称它是成都北门的第一“桥头堡”。大丰镇属新都管辖，位在其西十五公里处。座落在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的大丰镇,地势平坦辽阔，土地肥沃，地形由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地表水源及地下水源都十分丰富，其沟渠纵横，自流灌溉，盛产水稻、小麦、油菜等农业作物，历史上曾冠予“天府膏夷”、“川西碧玉”之美称。
有史料记载：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自秦统一蜀后在成都置成都县始，直至唐代，大丰镇地域一直为成都县之附属城郭。宋元明时期，其境地内有蚕丛镇及石犀、王家、沙桥、玉溪等区乡，均以蚕丛镇为集市，为成都县辖治。明末清初，战祸频仍，人口锐减，蚕市萧条，于是行人改道，蚕丛镇从此飘零冷落。清代康熙年间，湖广填川移民骤增，崇义桥形成集镇，时称崇义乡。一九五二年，成都县撤销，崇义乡归新繁县，隶属于温江专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率工作组前来社会调研，为祝愿百姓丰衣足食，粮食大丰，遂建议将乡名改为“大丰乡”。经批准，“大丰”名传至今。一九六五年，大丰随新繁划归新都。一九八六年，再随新都归属成都。一九九一年，大丰撤乡建镇，实行镇管村之体制。
（北街号、桥头水果摊、）
（河边一民居小院、桥头一理发摊、）
（小桥流水、石桥栏杆上精美的雕饰、）
历史记载，就在康熙“湖广填四川”的数十年间，大量的移民，先后在蚕丛镇南边方圆数里之沟渠纵横的芙蓉渚上，架设桥梁，铺就道路，修造房屋，兴建里坊街巷。久而久之，一个以崇义桥为中心的集镇逐渐形成，广东、江西、湖广、陕西、江南、*州及省府会馆，亦先后陆续兴建起来。
有文献记述：崇义桥为石拱桥，位于崇义桥正街中段，十分壮美，当领镇上十余座桥梁之魁首。可惜，于一九二七年重修街道时，将其废除。崇义桥正街，呈南北走向，就在长长的正街北部，另建有一座三洞石桥，桥长一十六米，宽四米，桥身石砌栏杆，桥墩石雕蛟龙，古称积善桥。积善桥在同治年间，曾进行改建增新，由于崇义桥在百姓心里割舍不下，便又将改造后的积善桥，称作了崇义桥。崇义桥头，立有石碑一通，碑勒文字，记述桥之经历，其碑銘文为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知府翼应熊所书。
金碧辉煌的崇义纯阳阁，当属镇上的标志性建筑。纯阳阁兴建于一九三六年，历时九年，于一九四五年完成。其高高的石级台基共计三层，底层呈方形，中层为八角形，上层为圆形。取其“天圆地方中八卦”之意，同时亦彰显着道教的精神和理念。石基上雕刻有花鸟鱼虫，民间典故，石栏上猴蛇十二生肖，栩栩如生。拾级上阶，便是五层楼阁，楼阁雕梁画栋，窗棂镂空雕花，檐角高翘欲飞，角尖铜铃摇曳。高耸的宝鼎盖，分作五色，鼎尖由十二两*金镶裹。加之金*色的琉璃筒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光芒灿然。遥远望之，让人神采飞扬，遐想翩翩。难怪人们将它称之为“*金楼”。
（西巷子、正街号、）
（正街上一纸货铺、茶铺、）
（西巷子检漏、小酒坊、）
有史料可查，大丰镇自宋代形成蚕丛镇以来，便是蚕业市场及物资贸易的集散地，是古代成都有名的十二集市之一。每当桃红柳绿的阳春三月，“百草抽芽蚕蠕动，闺中从此无余闲”，这新春蚕市一开张，蚕丛镇也就此忙碌起来。从积善桥北行，长达十二华里路程到达龙桥，两旁尽是商贾云集，热闹而繁荣的蚕市。绸缎布匹莊、绣花铺、蚕茧生丝加工坊、缫丝工具生产场、蚕箔用具交易摊、茶莊酒楼、货栈旅馆、药铺发廊、饭店面馆、应有尽有，买卖兴旺。这期间，借时踏青郊游的，走亲访友的，酒肆宴友的，看曲艺杂耍的，谈茶听围鼓的，庙堂烧香的，路边馋嘴小吃的，不亦乐乎，将一个偌大的蚕市，潮的沸沸扬扬。一如古人有感而发所云：“成都二月起蚕市，游人杂沓争追欢。街南街北粥筐箔，累累堆积高如山。购买岂比惜所费，一春之计惟缯纨”；“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遨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如今，这蚕市虽已化作云烟，但当年的蚕市桥、涤丝池、蚕丝堂、盘古庙等遗迹尚在，睹物思古，也许你还能想见到庙堂之上，那头披飘发，赤裸肌腱，腰系桑树叶片的蚕丛神祗呢！
当年的大丰镇，蚕桑发达，不仅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蚕业集市，其与西邻的安靖镇连作一片，从镇上到乡间，更是一片蜀绣生产的重要基地。时至清代道光年间，蜀绣发展更加趋于专业化，许多专做“发花”（即，专门分派和收集加工绣品）经营的机构——绣花铺，先后发展起来。民国年间，镇上便出现了三家小有名气的绣花铺。心灵手巧的绣女，针刺手挑的杰作，皆是通过绣花铺而走进蜀绣市场。新中国建立后，成都成立蜀绣厂，民间绣女们的绣品，便有了更加稳定的销路。据镇上老人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大丰人绣制的双面绣品，蜚声华夏，并作为国家礼品，送往首都北京。
（蚕房、缫丝、）
（崇义桥正街号吊脚楼、绣花、）
（文化街、）
“芙蓉城外芙蓉渚，千枝万枝开繁花。花开锦绣笑临水，装点秋光焕彩霞。遥与锦城相辉映，竹苞松茂相参差。柳荫清亭间坐雅，荷掩小桥香径斜。换色芙蓉独珍异，一日三变泽深瑕。忆昔唐贤隐居此，蚕市遥隔无喧哗……”这是前清国家特考贡生，崇义人叶宜亭当年对境内芙蓉渚景致的赞美。
芙蓉渚位于崇义桥西北河心岛上，终年碧水环流，修竹郁郁苍苍，变色的芙蓉花儿，倒映水里，白鹭点水，斑鸠啾啾，朦胧的凉亭石径小桥，隐没于烟霞之中，人徜徉渚上，仿在画中神游。有史记载，曾有后蜀进士李进，寓居岛上。其在岛上遍植芙蓉，并在林中建造亭阁。每至秋高气爽，四方鸿儒雅士应邀来此，谈经论道，吟诗歌赋。时值芙蓉花开，如锦似霞，人在花丛，若痴若狂.。后来，人们便将这儿称作“芙蓉渚”了。直到清代，慕名前来赏景宴游的墨客骚人，仍纷至沓来。据乡间老人讲，这仙境一般的芙蓉渚，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最后彻底消亡。
崇义桥南面镇沙桥及皇花村一带，是皇花园故地。相传，亦为五代后蜀皇帝孟知祥兴建的花园，故世人称之“皇花园”。皇花园本名芳林苑，苑中芳草碧萋，奇花斗艳，修竹古木，曲径通幽。孟知祥常常带着家人及嫔妃们，到此歌乐筵宵。据传，这皇花园里，奇就奇在有一株红栀子，妖艳无比，馨盖群芳，众人敬之若神。于是，孟知祥命人世间遍寻同属，但都不了了之。沧海桑变，战乱吞噬，如今这皇花园已不复存在，惟有因皇花园而得名的皇花村的名字，留存世间。
（崇义北街号、皇花村65号竹料店、）
（巍峨大殿、鼓楼、）
(一拆迁阁楼侧墙上之清代壁画、)
现大丰小学校址，原为文庙，取名文昌宫。其修建于清代咸丰年间，为当地开明绅士捐资修建。文昌宫占地十亩，建有巍峨五重大殿，殿高两丈，石柱擎立。殿前山门戏楼，左右钟楼法鼓，殿后阁楼厢房相连，整群建筑相得益彰，蔚为壮观。光绪年间，文昌宫开设专门学帐，邀聘尊经书院先生、优进士叶介儒执教。曾几何时，品学兼优人才辈出，学门兴盛，为附近州县第一。有史料可查，从清代至民国，在大丰镇境域，先后办有私塾和官学二十余所。
谈到这文昌宫，还得提及到一位人物，那就是本土乡绅——叶培桢。
叶培桢，清代咸丰年间国子监士绅，其人乐善好施，热心桑梓办学事业，一生倡导重教奖学之风尚。叶培桢曾将打官司赢得的一笔银两，筹建成立文昌会，并通过会首捐资兴修文昌宫。文昌宫内修建有应试考棚，乡里学子每年都会在此预考，且预考取得前十名者，由文昌会发奖以资鼓励。有史料记载，由于有文昌会的倡导，清代崇义乡考生取得举人贡生的特别多。
叶培桢还捐献银两若干，解决乡民行路难的问题。崇义乡至成都北门万福桥，有着二十多华里的路程。曾是一条“晴天一把刀——崴脚，雨天一包糟——粘脚”的泥土路。叶培桢不图名利，不贪功德，一心用在改造道路的善举上，他领导众人拓宽路面，铺设跳蹬石条，实实在在的改变了乡民们行路难的历史状况。其功绩让后人口碑传扬。
（长长的崇义桥正街、）
（长长的崇义桥正街、）
崇义的“萃杰堂”，自上世纪初始，历时半个世纪，潮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它近乎于闹剧，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与思考。
萃杰堂源自具有操*神功的唐门，属成都县会道门组织，民国元年成立，其以儒学理论为基础，融儒释道三家学说为一体，初始以“恢复帝制”号召会众，随后又投靠国民*，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大肆参与成都武装叛匪暴乱，攻击新生红色政权。
萃杰堂自开办以来，亦从事了不少慈善活动，如义务办学、施舍贫穷、济医育婴、救助孤寡等，以此笼络人心。有史记载：民国二十二年，萃杰堂在崇义桥南一里处购置土地，兴办萃杰义务小学，建房九间，随后又扩大招生，发展学生达数百人。民国三十年，“萃杰慈善会施稀饭以济穷人，附近州县饥民闻风而至，施舍历时四十五天，煮米三百余石。”民国三十八年，再开办“私立萃杰初级中学校”。客观上为寒门学子提供了就学机会。抗战期间，萃杰小学亦提出了“萃杰诸生，勇猛精进，务期为抗战后盾，建国先声”之豪情壮志，以激励国民抗日爱国的决心。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周边村镇街头，文艺义演，宣传抗日爱国主张。
颇有争议的萃杰堂现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宣告结束。萃杰小学和萃杰初级中学先后被人民政府接收，萃杰堂亦被人民政府所取缔。但历史上，萃杰堂功过与是非，政绩与罪过，或许只有等待那后人再去评说。
注：题图为崇义桥，曾经的积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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